志愿军中的韩国裔兄妹：从苦孩子到中国革命军人

　　从韩国苦孩子到中国革命军人

　　1930年，我出生在南朝鲜全罗北道任实郡一个贫苦家庭。1943年，父母带着全家9口人逃难到中国吉林省龙井市定居，但当时中国东北是伪“满洲国”的地盘，与朝鲜一样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占领之下，我们的生活依然贫困，依然是亡国奴。

　　我的母亲一共生了11个子女，9个成人。我的大哥尹永万聪明、正直、勇敢，是我父母的最大希望。无论家里多么贫穷，父母都要供养他上学。但当哥哥考上高中后，父母却再也无能为力。不甘心的哥哥独自跑到长春，靠自己的努力求得一份差事，边工作边上学，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顽强奋斗。

　　我就没有哥哥那样的机会。作为排行老四的我，两个姐姐出嫁后，就成了家中主要劳动力，从小要饭，长大一点就出去当佣人，做苦工，1945年春又被卖做童养媳。按当时的规矩，我与大我10岁的“丈夫”将在秋后成婚。在此之前，我实际上是“婆家”的佣人，打水做饭洗衣什么都干。1945年秋季来临时，我的婚事没有办，却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

　　我的第二故乡龙井位于中朝边界的延边地区，是中国境内朝鲜族最集中的地方，其中相当多的人是从朝鲜迁移过来成为中国人的。因此，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还不会说汉语。但是，我对讲汉语的共产党、解放军却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们的到来解放了穷人，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而我也有机会参加了村里的土改工作组，满怀喜悦地走上崭新的生活道路。我属于当时最希望改变现状，最积极地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的人。和我有同样感受的，是我哥哥永万。

　　1945年夏天，日本侵略军濒临崩溃，他们四处疯狂抓丁，我哥哥在长春上学，也被抓去军训，准备派往战场当炮灰。8月的一天夜里，哥哥冒死裹着被子从三楼上跳下来，侥幸没有摔伤。他跑到火车站，混入逃难的日本人家属中，乘火车到达中朝边境朝鲜一侧的新义州，然后步行穿过鸭绿江大桥，返回龙井。途中，他听到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

　　父母见到衣衫褴褛的哥哥平安归来，非常高兴。哥哥在家乡亲身感受了解放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认识到共产党真正是穷苦人的救星。他在家里只住了一个月，就不顾父母劝阻，坚决报名参军，加入东北野战军的行列。哥哥参军离开家时，我没来得及为他送行，那时候不满16岁的我是村土改工作队的成员，一心一意埋头工作，干得正起劲呢！

　　我“公婆”的封建意识很浓厚，他们对我离开家参加土改工作很不满，三番五次诬陷算计我，我不能忍受旧婚姻制度的束缚，决心彻底摆脱童养媳的地位，于是在1946年11月偷偷离开家乡，到龙井市去找解放军。我看到一个高坡上有一个大门，大门边有军人站岗，就走上前去用日本式的汉语比划着说：“我的进去！”我的运气好，这个大门是东北军政大学的校门，这个大门里懂得朝鲜话的负责人听了我诉苦的陈述和参军的愿望，竟然收留了我。这一天是我新生的开始。

　　我先被分配在军政大学三大队食堂当炊事兵，炊事班来自山东的老同志们十分关心我，指导我工作，教我说汉语写汉字。我虽然每天做的都是打下手的杂活，心中却充满自豪感，一天到晚手脚不闲，打心眼里就不想休息，与以前在家里为生存受苦受累挨打挨骂相比，这里就像天堂一样。三个月后，领导通知我参加三大队二期的学习，成为军政大学正式学员，我喜出望外，激动万分。凭着三个月在炊事班打下的汉语底子，我投入了刻苦的学习生活，别人休息的时间我也用来补习功课，抄写同学们的课堂笔记，跟上了学习进度。后来，为了解放战争的需要，我和部分同学又参加了当时中国医科大学设在龙井的护士训练班，经过半年多的培训就毕业了，跟随第十一野战医院走上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这是1948年初的事，我刚满18岁。从那时起，医务工作成为我的终身职业。

　　我到十一野战医院不久，就赶上了第四次四平战役。从1945年日本投降开始，国共双方为了争夺东北战略要地四平，每一年都要在那里展开一番激战，史称“四战四平”。1948年3月开始的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我们野战医院设在四平西北的新立屯，仗一打响，伤员就不断被送下来，老百姓的家里就是病房。我看到战士们血肉模糊的躯体，既为他们的英勇而感动，又为他们的伤亡而难过。我们做护士的，在村中老乡家进进出出为伤员护理换药，很少休息时间。我曾有一边走一边打盹而从阁楼上滚下来的经历。伤员们见我站在一边就睡着了，对医生说，护士同志太累了，让她睡一会儿吧。医生说，哪有功夫睡觉？边说边用镊子弹我的鼻子把我唤醒，我强打精神继续帮医生换药。记得那时新立屯还有狼，夜间单独出去，心里很害怕。到了老乡家门口，我总是转身背先进门，担心狼跟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