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苦多累我都不在乎,但眼见伤员牺牲在自己面前,心中的悲痛却真是受不了。一位姓郑的重伤员,胸部被子弹贯穿,呼吸困难。我只要有空就去陪他,给他喂药喂饭接屎接尿。他艰难地对我说:“你比我的亲人还亲啊!”一天夜里,他突然开始抽搐,胸部起伏喘着粗气,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呻吟着说:“小妹妹,我不行了……”我又害怕又难过,赶紧让房东大娘去叫医生,等医生赶到,他已经死了。我伤心地哭了,那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野战医院最令人意外的事情,是听到哥哥的消息。1948年的一天,一位伤员知道我姓尹,就对我说:“真巧,我们排长也姓尹,叫尹永万!”尹永万!那是我的亲哥哥呀!那位伤员兴奋地对我讲述了哥哥的情况,说排长作战勇敢,对同志们也很好。我为哥哥自豪,也为在百万军中听到哥哥的消息而兴奋。我请那位同志回部队后代我向哥哥问好。我相信,他一定照做了。哥哥是高中文化,懂中国、朝鲜、日本三国语言,入伍后进步很快,入党提干,先是当骑兵,以后随四野大军打四平、长春,辽沈战役后南下,经平津、武汉、赣州入广东,一直打到海南岛。哥哥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我知道哥哥就在我们前方,工作更努力,更带劲了。
1948年7月1日,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我被十一野战医院评为“模范护士”,立功受奖。我站在主席台上,领到了奖状和一个薄薄的笔记本,那是我最珍贵的纪念品。至今我还能从发黄的纸页上看到同志们鼓励我的留言。
兄妹同过鸭绿江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在沈阳炮兵学校门诊部当护士班长,虽然知道哥哥随军南下,却不知道详情如何。接到他的来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哥哥的信发自广州。他告诉我,他参加了海南岛战役,在战斗中立了功,获得毛主席签发的战斗功臣奖状,并且已经当了副营长。革命和解放给了哥哥如鱼得水般的机遇和舞台,谁能想到一个韩国血统的青年在解放中国海南岛的战斗中立功!哥哥说他所在的那个师已经接到命令,很快要开拔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要我保密,并且寄来一张照片,要我好好保存。他在信中要我等他胜利归来,兄妹团聚。是啊,从哥哥参军离开家乡,我们已经五年没有见面了。每一个关于哥哥的消息,都会令我激动兴奋。哥哥是我的榜样。
我受到哥哥的鼓舞,也坚决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向我透露把我送到学校深造的意图,我坚辞不受,一定要像哥哥那样赴朝参战。我说,我是朝鲜族人,到了前线能起更大的作用。最后,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1950年10月,我随志愿军309部队经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我的职务是正排级护士,20岁。
朝鲜战场面对美军,与国内战场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完全不同,朝鲜战场是立体化战争,美军飞机狂轰滥炸,根本分不出前方后方,我们野战医院的伤亡也很大。一次行军,美国飞机投下的巨型炸弹在很远处爆炸,弹片呼啸而来,正中与我同乘一辆卡车的一位护士的颈部,她的头被一点肉皮连着挂在胸前,恐怖和血腥场面令我心惊胆战。战场上,生死存亡就在一瞬之间,活下来是幸运。我们跟随部队转战,大都是坐汽车,而公路又是敌人空中封锁最严密的地方。公路边,不远距离就挖有大小防空洞,大的藏车小的藏人。空袭警报响起,停车、抬运伤员和设备钻防空洞几乎是每次行军都要碰上的情况,稍慢一点就会遭受损失。我们接受防空知识训练,敌机临空,不要顺着飞机飞行方向跑,而是要往飞机翅膀两侧的方向横跑。防空袭的次数多了,有了经验,心中也不再害怕。我们的战地医院大都设在山洞里,外面炮火纷飞,里面紧张救治伤员。我全身心投入护理工作,体验适应着那场现代化的战争,锻炼积累着合格军人的素养。我记不清当年转战的地名,但知道1950年前后我们的活动范围没有超过平壤以南。
我说过会讲朝鲜话是我的优势,果然,1951年春天,我被派往朝鲜人民军部队工作,改穿朝鲜人民军军服。原来,毛泽东主席应金日成首相要求,指示志愿军根据朝方需要将部分朝鲜族排以上干部调到人民军帮助工作,我是其中之一。1951年3月,我随一支朝鲜后勤部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的满洲里,负责接收苏联向朝鲜人民军提供的药品。我懂中文、朝文,懂拉丁语药名,是接收分队的骨干。这里已经是大后方,再没有战场上的生死威胁,主要工作是对药品清点、验收、登记、分类码放,交接转运。我一样干得认真负责,立了功,获得朝鲜人民军的军功章。此时,我是一个在朝鲜南方出生,在中国东北参加革命,随志愿军到朝鲜,又被分派到人民军部队,在中国满洲里立功获得朝鲜军功章的中共党员。其实,那时候我的组织关系也已经转到朝鲜方面了。
1952年初夏,我被选送到朝鲜平壤医科大学学习。报到以后,得知在这里毕业后将要分配到朝鲜军队或各个地方,转为朝鲜籍干部,这是当时中朝政府达成的一项国际主义协议。但是,我不愿意留在朝鲜,也就觉得在这里学习不必要,于是极力申请退学,要求回到原志愿军部队去。我的申请被批准时,是1952年年末,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