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中的韩国裔兄妹：从苦孩子到中国革命军人

　　根据规定，转到朝鲜部队中的中共党员组织关系都放在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我离开平壤医科大学时还不放心，一定要亲自把组织关系转出来，免得有“后遗症”。我带着介绍信，冒着敌机轰炸，步行穿越封锁线，用了两天时间找到组织部所在地，战争环境下，办一个组织关系也不简单。中央组织部设在一个大山洞里，穿越几道岗哨才进入办公机关。朝鲜同志很热情，他们对我说：“你们来支援我们的卫国战争，你们辛苦了！”劳动党中组部为我开据了组织关系转移证明。我还在那个硕大山洞中的招待所住过一夜。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官兵很多，但到过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战时办公地的肯定很少。可惜，我忘了那个山洞所在地的地名。

　　我回到原部队，正赶上安排一批女干部转业，我也包括在内。1953年1月，我背着背包踏上归国的路程。那时实行的是战地交通，军人在公路上招手拦车即停。我的运气好，途中碰到一位首长的吉普车停在路边，我上前问能否搭车，首长同意了。我坐着吉普车再次跨过鸭绿江到达丹东（那时叫安东）。我平安归来了。

　　怀念哥哥

　　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在中国境内的后方基地，我时常想念哥哥，不知他在什么部队，打到哪里了，立功了没有。归国路上，我还想到，哥哥大概也快回国了，我殷切地盼望着兄妹重逢的日子。

　　我们全家都相信哥哥会像1945年日本投降后突然从长春归来一样，从朝鲜凯旋。但1953年的一天，县长带着几个干部来到我家，客气地问候我父亲，父亲心里已经明白八九分，他镇静地对县长说；你们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县长拿出烈士证书，告诉我父亲，尹永万同志已经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了。我父亲说，儿子为国牺牲是光荣的，你们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县长说，您老人家这么懂道理，我们也不多说了。与烈士证书同时交给我家的，还有300元抚恤金。

　　父亲很珍惜那300元钱，说这是你哥哥用命换来的。他用这笔钱为哥哥在家乡志愿军烈士陵园旁边单独修了一个坟，埋葬的是哥哥的生活用品。剩下的钱又买了一台缝纫机（那在当时算高档用品），他嘱咐家人要珍惜爱护，作为对永万的怀念。后来当地修公路，正好经过哥哥的墓碑，政府出面与我父亲商量，父亲大度地同意平掉了坟墓，只有那张烈士证书仍保存在家乡。

　　可惜的是，由于战争年代通讯不便，我们对大哥入伍后的情况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牺牲的，怎样牺牲的。后来看一些军史资料，知道哥哥参加海南岛战役后又立即北上入朝参战，他应当是属于四野十三兵团四十军的部队。1950年4月，四十军配属十五兵团解放海南，以后归还十三兵团建制，7月底就到达中朝边境安东。10月19日，四十军一一八师跨过鸭绿江入朝，10月25日歼灭南韩军队第六师一个加强营，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打响的第一枪，因此这一天被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彭德怀司令员宣布：“这是一一八师和四十军的光荣！”四十军参与了朝鲜战争全过程，据说曾经打到我们的出生地全罗北道。我祈愿读者中有哥哥当年的战友，能告诉我们有关哥哥的事迹。

　　1992年我到离别50年的韩国故乡探亲，与姑姑婶婶谈起了我的大哥永万。她们说，既然永万当年已经打到了全罗北道，脱了军装跑过来找到家人不就好了？我说：“依永万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他绝不会干出那样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出生在韩国的青年，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最后战死在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的朝鲜战场上，哥哥是我家的传奇，是中国革命的传奇，也是朝鲜民族的传奇。我经常想，如果哥哥活着，会怎样呢？我最为遗憾的是哥哥参军走的时候我不在家，没能为他送行，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最理解哥哥，最怀念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