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隐蔽战线后三杰：鲜为人知的谍海孤胆英雄

　　1950年，申健以中国驻印使馆政务参赞的身份在印度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印度方面当时对中国解放西藏采取了阻挠和干涉的态度，1950年10月26日，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约见申健，谈到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申健义正辞严的说，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理屈词穷，只得说印度仍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表示，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申健此次交涉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毛泽东还特别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p145）

　　1955年，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台湾特务机关炸毁，申健被派到新加坡处理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随后又到万隆参与了周恩来的保卫工作；在外交部工作的熊向晖也被派往香港与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联合展开调查，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熊向晖把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这一惨案来龙去脉全部查清，并按照中央的指示与港英当局进行了交涉，使台湾特务机关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陈忠经在随同伍修权出使联合国期间，他担任的是与联合国、美国方面联络的工作，据伍修权的回忆，他“干得十分认真尽职”（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p220）。其后，陈忠经转入文化外交工作，1954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对外友协前身）成立后，他当选为该协会的秘书长，后来又升任副会长，20世纪50、60年代，对外文协组织的艺术团频频出访各国，通过艺术交流这种民间外交的形式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为新中国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人民的真诚友谊，其间陈忠经功不可没。

　　1960年12月，申健作为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赴哈瓦那。古巴是当时美洲唯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可以说他是重任在肩。时值古巴革命胜利不久，国内局势非常动荡，每天枪声和炸弹声不绝于耳，他和夫人熊友榛的枕下，每夜都放着手枪，紧张的局势在美国策动吉隆滩登陆时达到顶峰，中国大使馆甚至开始准备将使馆储存的武器和古巴政府赠送的20支冲锋枪发给使馆工作人员，以便在敌军进占后开展游击战，不过好在古巴政府击退了雇佣军，这才使局势平静下来。（申健《悠悠使外往事》，载于《我的大使生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熊向晖等三人都受到冲击，非常熟悉他们情况的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使他们得以继续发挥自己的才智。熊向晖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以“总理助理”的身份负责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他成为重返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申健则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主持了中联部工作，为动荡时期维持党对外的正常交往做了很多工作。对外友协工作停顿，陈忠经转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文革后，他出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在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撰写了《国际战略问题》一书，这部着作现在已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权威之作。文化大革命后，申健出使印度，为恢复中印友好关系又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其后，他担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对外关系研究工作。熊向晖则转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又投入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大潮中。

　　隐蔽战线后三杰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帷幕，他们的光辉业绩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斗争史上灿烂的一页，他们的英名也必将与他们的事业同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