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隐蔽战线后三杰：鲜为人知的谍海孤胆英雄

　　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合作，周恩来代表中共将关押在各地的共产党政治犯保释出来，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也许是因为在狱中的坚决斗争给人印象深刻的缘故，“周恩来对他很欣赏”（《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p88），他也被委以重任，1941年夏天，他被延安中央社会部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具体的说就是与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络，发展组织、搜集情报。

　　王石坚到达西安的时候，正是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的情报调查工作全面展开之时。而事实证明，王石坚在情报工作方面的确实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从1941年到1947年他第二次被捕为止，6年间，他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紧紧围绕胡宗南展开的。王石坚由陈忠经掩护在西安扎下根来，在巩固原有的情报关系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情报网络。熊向晖利用自己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有利条件，提供了很多及时准确的情报。王石坚也曾经几次让熊向晖寻机偷出胡宗南的密码，都被熊向晖拒绝，熊向晖的理由是这样太过于冒险，一旦暴露就会前功尽弃。熊向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刚到胡宗南身边工作的时候，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已被介绍参加了地下情报工作，最初是由罗青长负责联系，并从延安派来王金平（田光）到戴中溶身边工作，罗青长回延安后，这一情报关系又交给了王石坚。胡宗南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机密电报，“由机要室主任送过来，但电报信封两头封口，都有用机器打的镂空的保密条，别人不能拆看”（《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p75），因此，有许多机密电报熊向晖是看不到的，而戴中溶却凭借自己机要室副主任的身份，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和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戴中溶《欧阳钦同志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载于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欧阳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p461），很多机密电报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即已读过了。通过从熊向晖和戴中溶两处得来的情报，王石坚便完全掌握了胡宗南的全部核心机密，加之由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对西安的情况了如指掌。

　　后来，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熊向晖因要随同其指挥部前进，向王石坚表示无法继续提供详细情报，王石坚表示，“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p46），而所谓的“细节”很多都应该是由戴中溶直接提供的，胡宗南占领延安时任命的延安市长陈绥民（即曾负责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陈大勋）在逃台后回忆说：“我军后来之节节失利，主要在收复延安之后之全军攻略均为国防部共谍刘斐与一战区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仲容（引者注：原文如此）二人将我军情况全部泄露，致我军全军覆灭之惨痛教训”（转引自罗青长《对敌隐蔽斗争战线的知音》，载于《回忆欧阳钦》，p35）。

　　当然，也不能说当时中共的西安情报都是得益于王石坚情报系统，仅从现在公开的材料上我们即知道，在那个时候的西安，中共情报机构另外还有西安情报处系统（王超北负责，属中央情报部）、西安通讯工作组（王敦英负责，受中央情报部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西安交通站（吴柏畅负责），这些情报组织同样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就深入敌人内部的程度和获得的情报层次来看，还是以王石坚系统为最突出。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努力，转战陕北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徐林祥、朱玉《传奇将军李克农》，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177）

　　1947年9月，设在北平顺天府东街的王石坚系统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报务员李政宣叛变，敌特机关通过逆用这部秘密电台，掌握了西安情报组织的情况，王石坚因此被捕。第二次被捕后，王石坚没能经受住考验，很快就叛变了，写了自白书，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到严刑拷打，被判徒刑。着名的“雨花台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壮烈捐躯。（参见王珺《复熊向晖质疑》，载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4期）

　　此时，熊向晖等三人已经在美国开始了留学生涯，王石坚案件并未直接波及他们。王石坚叛变后追随国民党特务机关逃到了台湾，并在特务机关中任少将，后病死。

　　四、解放后

　　1949年春夏之际，熊向晖等三人在美国完成学业回国。从此，他们开始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展露身手。关于他们解放后工作的安排，在胡宗南保送他们出国留学时，周恩来即已做好了打算。1946年6月，周恩来曾对熊向晖说：“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p36）事情的发展果然就是按照周恩来预想的一样，熊向晖等三人都成为了外交战线上的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