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隐蔽战线后三杰：鲜为人知的谍海孤胆英雄

　　“后三杰”能够相互结识还应该感谢胡宗南。1937年12月，胡宗南派亲信陈大勋在长沙成立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这个服务团的主要成员就是当时已迁移到长沙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熊向晖、陈忠经就是这个时候成为服务团成员的，不久，他们随团到了陕西。在此之前，1937年秋，晋南前线战事吃紧，由北平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组成的西安临大也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到潼关、华阴等地进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申健任该团副团长，这个服务团于1938年春回到西安，不久，与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合并，在凤翔县正式组成第一军随军服务团（李永森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36）。这也是为什么熊向晖保存的服务团团友名单上有“申振民”名字的原因。而熊向晖、陈忠经与申健的相识应该是在凤翔的服务团中，不过这次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熊向晖在当年的5月就被胡宗南保送到中央军校7分校读书去了。

　　二、在西安

　　1939年3月，熊向晖从西安王曲的中央军校7分校毕业，被胡宗南选中担任了侍从副官，其后又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此前，1938年10月，第一军随军服务团解散，申健、陈忠经等被安排到西安的战干4团受训，之后又先后到第十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三青团陕西支团等处工作。

　　在西安期间，他们三人都很好的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秘密工作中迅速成长起来，为保卫在延安的党中央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工作性质特殊，他们三人间并没有直接的组织上的关系，相互也不知道他人的党员身份，但他们还是颇为默契的相互支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也使他们成为相交甚得的好友。其间，胡宗南曾经对陈忠经有所怀疑，熊向晖就代为解释，陈忠经结婚时，也是通过熊向晖邀请到胡宗南为他证婚。而熊向晖的很多情报，则是通过陈忠经之手传给情报组织的负责人王石坚，熊向晖与王石坚的接头也多是在陈忠经家里。抗战后，熊向晖的三姐熊友榛（原名熊汇苓）与申健结婚，这时熊向晖才知道申健的党员身份。等到熊向晖结婚时，他按照风俗请的四大红媒中就有陈忠经和申健。

　　在西安的岁月里，陈忠经是非常出风头的人物，早年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经历和三青团这样一个青年组织负责人的社会身份，让他在西安城这个不大的交际圈里成为非常活跃的人物，甚至连当时旅居西安的豫剧演员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时，他也能以证婚人的身份出场。（张乡仆、苏宏着《话说常香玉》，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p234）。而他所交往的三教九流的人物，为他的地下工作提供非常好的掩护，也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同时，他又开办了研究书店，办了一份《研究月刊》，1944年后，还接办了在西安影响较大的《新秦日报》。

　　值得一记的是，1944年6月，爱泼斯坦等中外记者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去访问，在到达西安后，三青团为参观团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大骂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如何如何坏那一套。就在欢迎大会后的晚间，负责接待他们的三青团负责人、大会的主持人陈忠经来到外国记者住处，直言不讳告诉那些记者：“别听大会上那一套，全是胡说八道！”这件事给爱泼斯坦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在《我在这里成长》一文中特别记下了这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陈忠经写给胡适的信一封，扫描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5》，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76页。陈忠经写此信的目的是为胡宗南与胡适联络感情，帮助胡宗南搞对外交往是他得以受重用的原因之一。）

　　作为三青团的高级干部，陈忠经不可能时时都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性，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得隐藏自己真实的政治立场，违心的去做一些符合“身份”的事，在1946年3月1日，他就会同其他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人员，组织了一次由西安3000余名大中院校学生参加的反苏反共游行（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919-1949）》，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372），在潜伏敌人营垒的岁月里，他做的多数应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而申健在三青团系统内也牢牢的站稳了脚跟，担任了三青团西安市分团部干事长兼书记，掌握了这个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的动向，他还兼任了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职务。1940年，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的罗青长在申健的掩护下，对陕西省三青团的情况进行了秘密调查，并根据调查的情况撰写了《陕西省三青团概况》的调查报告呈报延安党中央，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好评，为中共制定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工作政策，把三青团列为争取对象而不是当作打击对象起到了一定作用。（罗青长《于平凡中见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