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地下工作中,能接触到最核心机密还是熊向晖。虽然按照周恩来的部署,熊向晖的任务就是做闲棋冷子,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身份,决定了熊向晖不会闲起来、冷下去。随着抗战中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手握重兵包围着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成为了对延安的最大威胁,1940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坐镇西安的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直捣肤施(延安)”的建议,但迫于兵力不足而未敢轻举妄动。面对复杂的形势,1941年夏天,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王石坚的任务就是与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络、搜集情报,而熊向晖成为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有关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使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在北方地区的军事部署。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一举解决中共,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在7月2日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的部队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的留守部队,面对大兵压境、敌强**的形势,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由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进而挫败敌人进攻阴谋,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由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策划的破坏抗战进攻陕北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立即撤退准备进攻陕北的部队,同时根据熊向晖提供的情报材料,由延安的《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延安的部队详细部署情况,使蒋介石、胡宗南的反共阴谋一下子暴露出来,不得不中止了这次进攻行动。事后胡宗南密令追查泄密者,结果只是抓到了两个替死鬼,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位置。因为在抗战期间分别回到母校完成学业,陈忠经和申健凭着正式的大学文凭顺利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得以成行,熊向晖却因没有正式的大学文凭,出国之事耽搁下来,没想到这一耽搁反倒成就了熊向晖情报工作的最大成绩。1947年3月,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把未及出国的熊向晖又找回来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的送到了延安,而此时胡宗南麾下的众多将领尚不知道有此安排呢。这一重要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得以从容的组织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毛泽东因此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也是对西安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三、王石坚
说到“后三杰”在情报工作方面的贡献,有一个避不过去的人——王石坚。
在熊向晖所着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提到王石坚时用一条注释来简单交代了一下他的来历,“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11年生,原籍山东文登。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0年,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获释,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p14)
这条注释里提到了王石坚的第一次被捕,那正是他在北平从事地下活动之初的事。王石坚在中共外围组织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担任党团书记时,用的是“王世明”的化名,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指导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开展工作。1933年4月22日、23日,北平的中共外围组织公开为李大钊举行了公祭公葬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也因此暴露了部分组织,同样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北平革命互济会随即被当局破获,互济会多名负责干部叛变。5月18日,王石坚与反帝大同盟、华北救亡会的4名负责人在西城阴凉胡同7号院开会时,被警察逮捕,叛变的原互济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张文勋指认了这些人的身份,王石坚等旋即被移交宪兵三团,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襄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编印《襄阳文史资料(第5辑)襄阳民国人物》,p84)
王石坚第一次被捕后表现非常英勇,在苏州军人监狱,他积极参与了监狱秘密党组织的活动,在狱中编发《囚声》等秘密刊物,再次被叛徒告发,1935年6月,王石坚连同其他7名在押的党员一同移送南京受审。在审讯时,这些党员与叛徒在法庭上当面对质,叛徒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即使这样,国民党当局还是分别给这8名党员加刑8年至8年零2个月,判决后即关进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作为重犯对待,看管特别严厉,不准他们与其他犯人接触,甚至连洗澡、放风、看病等都是单独进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13》,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p189-p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