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潜伏在汪精卫身边的中共情报小组

　　（二）

　　上海站及其所辖的南京情报组，从1938年年初，到1942年7月，在南京活动了约4年半时间。他们设法获取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日伪上层核心机密，送往延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在1938年至1939年期间，南京组尚未成立，在南京秘密情报战线上活动的只有西里龙夫与陈一峰等人。他们就利用自己日、伪通讯社记者的身份，经常参加日伪当局上层的各种活动，获得各种重要情报。如日方当局扶植“维新政府”的情况、日方当局与“维新政府”间签订的各种密约、日军的调动与部署情况等。1939年10月1日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时，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成立会上宣布：“目前军事方针是南攻北剿，巩固华中；政治方针是诱蒋扶汪，坚决反共。”[1] 西里龙夫以日同盟社驻南京首席记者的身份，参加了日军当局这个上层会议。他很快将这一重要情报传给上海情报站，再转延安。

　　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上海站加强在南京的情报工作，正式成立南京情报组。南京情报组成员发展到8人，情报活动更加活跃而富有成效；特别是成员汪锦元以驻日华侨与留日学生的身份，利用周隆庠的关系，成为的日文秘书，每天到颐和路汪公馆上班，参加汪伪最高层的各种会议，处理汪伪各种最机密的文件，因而获得的日伪情报更多且更有价值。

　　例如在1940年7月5日至1940年8月30日，汪伪当局与日本“特派大使”阿部信行在南京长达2个月的秘密谈判，最终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与各种《附属议定书》、《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以及《日满华共同宣言》等，是当时日、汪当局最核心的机密文件，其中规定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长期驻军以及日本在中国的种种侵略特权，承认“满洲国”与“华北特殊化”等内容，露骨地反映了日本的侵华野心与汪伪政府的卖国本质。汪锦元利用其是贴身随员与机要秘书的身份，及时地将这些文件交南京组，经上海情报站送往延安。方面迅速对此予以公开揭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与世界舆论的谴责，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对此极为称赞。

　　再例如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尽管西线吃紧，但苏联政府极为担心日本会趁火打劫，配合德军，向苏联远东地区进攻，尤其要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在1941年8月、9月举行了虚张声势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即所谓“关特演”，给苏联远东造成很大的压力，因而不敢抽调在远东地区的兵力到西线去抵抗德军疯狂的进攻，十分被动。延安中央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南进、北进的动向如何？”上海站及南京情报组积极开展情报搜集与分析活动。1941年9月间，西里龙夫、汪锦元等人侦知到日军已暂停对苏作战准备，预测日本在近期不会进攻苏联，立即将这一情报经上海情报站报告延安，转告苏联政府。在这同时，苏联政府也获得了佐尔格从东京提供的内容相同的情报，因而下决心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从远东地区抽调20个精锐师的兵力到西线，集中全力迎击德军，保卫莫斯科。

　　1941年4月，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指使中西功负责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中，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负责搜集中国重庆政府军队、上海英、法两租界上层活动的资料，命名为“中国力量调查委员会”。中西功乘机将上海站的多名成员，如郑文道、倪志璞等介绍进去，担任了班长等要职，秘密控制了这个重要的日军特务机构。上海情报站利用这个日军特务机构，能开出合法的日占区通行证，经过浙赣线去西南，经过津浦线去西安，为建立秘密的交通线提供了方便。

　　1941年10月，共产国际与苏联总参谋部派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东京警察厅破获，担任日本近卫文麿首相的秘书兼顾问的尾崎秀实在10月15日被捕，三天后，以德国记者身份作掩护的佐尔格被“特高课”的便衣警探带进了警视厅。尾崎秀实在10月15日被捕前曾以“白川次郎”的化名，给中西功发来一份紧急密电，只有三个字：“速西去”，其意是要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迅速逃离上海、南京，前往中国西部的抗日政府控制区。但中西功、西里龙夫因当时正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工作显得更加紧迫而重要，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坚守在原来的岗位上，加紧工作。

　　就在此时，延安两次来电询问上海站：“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上海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从香港来到上海，设法尽快搞到日本发动对美战争的准确日期与进攻方向。因佐尔格小组已被破获，故潘汉年只得将这一极其困难的任务交给中西功、西里龙夫与南京情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