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潜伏在汪精卫身边的中共情报小组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南京的政治地位更显重要。“上海站” 先后派遣李德生（又名纪纲）、张鸣先（李德生的妻子）、汪锦元、张明达、吕一峰、阮毓琪等人到南京开展情报工作，与原已潜伏在这里的西里龙夫、陈一峰一道，组成“南京情报组”，李德生任组长。全组有8个成员。

　　李德生是山东沂水人，曾学过中医，在上海从事工作时，就以开设“国医李德生诊所”为掩护。到南京后，他在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租了一所房屋，挂牌行医，上书“世传中医李德生”七个大字，以此作为职业掩护。李德生利用山东同乡的关系，得到“山东旅京同乡会”与伪首都警察厅厅长苏成德、伪教育部部长李圣五、伪参谋本部总务厅长张济元、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祝晴川等山东同乡的捧场与帮助，行医业务十分红火，不仅解决了活动经费，而且结交了社会各方面人士，获得了许多情报来源。西里龙夫与陈一峰获取的情报，多先送至李德生这里。李德生的妻子张鸣仙则负责密写情报。如果是特别长的情报，就密写在“中联社”的新闻稿或伪杂志的里页；如果是文字不多的情报，或是特别重要的绝密情报，则由张明达（方知达）默记在脑子里，上火车后假装瞌睡，不断“复习”，到上海后再写下来，送交情报站。

　　汪锦元是苏州人，其父汪钟卿在清末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与日本东京美术专科学校的女学生大桥对子相爱、结婚，于1909年生下汪锦元。1917年，汪锦元八岁时，其父病逝。1922年，汪锦元十三岁，被其母（改名汪乔雅村）送往日本神户求学，直到1929年回国。他长期生活在日本，因此精通日文，同时对日本歧视、凌辱中国有切身的体会，激起很强的爱国心。回国后，他与母亲一道生活在上海。他先后到一些日本人开办的单位，如“日森通讯社”、日文《上海日报》社、“江南日报筹备处”、“中国兴信所”等，做刻写蜡纸、分送稿件等各种工作，结识了一些日本与中国的进步人士与革命者，思想认识大为提高。在1936年12月，他由西里龙夫、陈一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在上海日侨中开展工作。在上海沦陷后，他以自己的特殊条件，奉命先后打入伪上海大道市政府秘书处、伪《新青年报》社、伪“大上海广播电台报道科”等单位工作。1939年5月集团到上海进行组织伪中央政府的活动。汪锦元设法进入由高宗武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1940年初，高宗武突然叛离汪精卫，逃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改由汪精卫的亲信周隆庠主持。周隆庠后升任汪伪政府的外交部次长。汪锦元深受周隆庠的赏识，被周推荐给汪精卫做日文翻译兼随从秘书。他于1940年9月来到南京汪公馆就职。

　　原在伪“维新政府”“中联社”中担任首席记者的陈一峰，在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后，则到汪伪政府的“中央电讯社”任职，继续做记者。西里龙夫则继续以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奏任级嘱托（顾问）、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的身份，在南京日伪上层活动。

　　“南京组”的其它成员也利用各种关系，在南京取得了职业掩护，立足下来，开展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