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研制强-5经历了长年的艰苦工作。但是中国还是能自主研制其第一款军用飞机，强-5超音速强击机。总设计师是以前国民党的军工人员陆孝彭。他在美国学了飞机设计，国民党撤到台湾去的时候，他留在大陆。他以米格-19作为样板，来设计一种加大了航程的对地攻击机。陆孝彭对米格-19进行了很多修改，因此强-5和美国F-4“鬼怪”有些像。
强五战机
1965年，作为被选中的四名飞行员之一，我参加了强-5的试飞。我从来没飞过超音速飞机，所以为了过渡，我被派去飞米格-19，后来又去飞改装了的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米格-19。最后我去了唐山去飞强-5。1966-1967年我飞了200多个架次的强-5。最后我准备了一份关于强-5优点和缺点的报告。1967年一个讨论生产强-5可行性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是强-5研制计划的一个关键点。在会上，我被要求发言。我引述了我在报告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包括它的问题，比如控制问题。强-5是液压操纵的，其对操作的响应比较迟钝。其液压过低。这也使其在达到时速330公里(205英里)收起起落架出现困难。
这次会议决定了强-5的生产。尽管当时文革干扰，党中央决定生产250架强-5。我被任命为强-5试飞小组的负责人，职务是空军科研订货部部长。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强-5的研发进度还是落后于我们先前的预想。1969年强-5才通过所有的测试。这一年12月我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后，强-5宣布定型。
当我们还在试飞的时候，核武器研究所的负责人和我谈过话，我开始意识到强-5可能被包含在某个战略计划中。他问道是否有飞机能携带“大炸弹”，比如说氢弹。这种炸弹要比我们所有的其它炸弹都要大。我说强-5也许可以。
之后，周恩来总理问适合携带氢弹的飞机，空军军械部负责人推荐了强-5。这就涉及到一个由谁来执行空投任务的问题。类似任务的飞机如-22有6名机组人员，而强-5只有一名飞行员。飞行员必须技术高超，对于强-5非常熟悉，并且政治上合格可靠。核武器研究所请示能否由我担任此次任务的飞行员。1970年4月底，我接到通知，我将执行空投氢弹的任务。
《航天》：您能参加这次任务组织准备工作的讨论吗?
杨：我和核武器研究所负责人一起讨论强-5的性能。强-5机腹炸弹仓的空间有限。氢弹有两米(6.5英尺)长，重量为一吨。我们一共讨论了三天，最后决定氢弹可以采取外挂方式，挂在机腹下一个半凹的空间里，采取两个挂钩的悬挂方式。之后我们加了一个装置将炸弹弹出去，这样投放炸弹时炸弹不会和飞机碰撞。这种改装携带氢弹的强-5型号被命名为强-5甲。我们相信在1970年底我们能投掷氢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