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廷根大学，自由的学习氛围和浓郁的文化气息极大地激发了季羡林的学习热情，他最终将自己的学习目标锁定在很少有人研究的梵文。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他先后师从瓦尔德施米特和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和吐火罗文，还学习了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1941年，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 《〈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对此，季羡林曾写道：“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
由于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季羡林无法回国，便在汉学研究所任讲师。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饥肠辘辘”的境况下，他并没有因自己成功的博士论文止步，而是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并用德文写出了几篇有创见的论文，由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梵文学界的地位。
励精图志 报效国家
1945年秋，季羡林辗转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被聘为北大教授，兼任新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他曾请辞剑桥大学的聘任，决心在国内大干一场。但当时国内有关梵文研究的典籍寥寥，系里教员和学生也都很少，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加之政局混乱、经济拮据，妻儿远在济南老家，内心感到很是痛楚和无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进行学术研究，在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40余篇涉及各种题材的文章。
1949年解放后，由于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的需要，东语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北大最小的系变成了最大的系。季羡林成了大忙人，不仅主持系内工作，还任过校工会主席，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东方研究会会长等职，经常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仅不感到劳累，反而很兴奋，认为自己是真正地在为人民服务。
1956年，季羡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