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眼中，这次地震也在叩问文学——文学该如何回归“生命的学问”，与时代肝胆相照，让更多人领略“值得珍重的人世”。
没有历史的整全感，就难有宽阔的胸襟
解放周末：能不能用比较简短的话，概括、描绘一下您眼中的文学现状？
谢有顺：２０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不断“向内转”，即不断地开掘人类内心的风景。但是，我觉得，这些内心的风景里，除了悲伤、阴暗和绝望，似乎没有多少明亮的东西。尤其是这些年来，在小说界，狭隘的、阴郁的、黑暗的写作不少，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
解放周末：您认为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
谢有顺：说明一些作家的写作精神并不健全，或者说不够丰富。只看到生活的阴暗，只挖掘精神的阴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没有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无论如何都是残缺的写作。这种残缺，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实非鲜见。
解放周末：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残缺？
谢有顺：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些作家缺乏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历史的眼光看人、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褊狭、执拗，难有宽阔的胸襟。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就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这话对文学写作也是种启发。
解放周末：“温情与敬意”，这正是每个人应有的文化态度。
谢有顺：是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对生活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地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
文学应有更高的精神参照，书写“值得珍重的人世”
解放周末：有一种声音认为，暴露人性的阴暗，是一种真实、一种勇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写？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谢有顺：作家当然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魄，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却难以写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我们何曾见到有几位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真实的、充满力量的心灵？
解放周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去写”，而是“写不出来”。
谢有顺：是的。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也许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苦难的确是存在的，可苦难背后还有希望；心灵可能是痛苦的，可痛苦背后一定还有一种坚定的力量在推动着人类往前走。如果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那就是对生活丰富性的简化。
在我看来，小说只写苦难，只写恶、黑暗和绝望，已经不够了。在这之上，作家应该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参照。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幻灭，但他们都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做参照：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他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背后，怀着对生命的大爱；曹雪芹的幻灭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
和这些作家相比，现在的一些作家失去了信念，他们的精神视野里多是现世的得失，内心不再相信希望的存在，也不再崇尚灵魂的善。作家的心若是已经麻木，他写出来的小说，如何能感动人？又如何能叫人热爱？
解放周末：作家失去信念，也就不难理解作品为何会失去应有的道德、审美、尊严和社会意义。在您看来，陷入这种精神困境的原因何在？
谢有顺：其实，自五四以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几乎就看不到成熟、健康、有力量的心灵，２０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在精神发育上还有重大的欠缺——西方的文明没有学全，中国自己的老底子又几乎丢光了，精神一片茫然、混乱。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学写作。
在这个意义上说，剑走偏锋、心狠手辣的写作确实已经不新鲜了，我更愿意看到一种温暖、宽大的写作，就是希望在精神上能看到成熟的作家，在写作上能看到一个敢于肯定的作家。展示欲望细节、书写黑暗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肯定性的写作，才是值得敬重的写作。
写作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时代肝胆相照
解放周末：或许有人要辩解，文学是个体写作，如果不专注、沉浸于个人体验，是无法写出优秀作品的。
谢有顺：过去，很多作家都会以“写作是个人的事”为由，逃避写作该有的基本责任。但今天看来，个人的事，如果不
萨特在《文学是什么》里说：“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萨特所强调的是，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作家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
解放周末：作家不仅仅是表达个体的存在，还应该表达社会、表达时代。
谢有顺：是的。在当下的中国，有一些尖锐的问题等待作家们来回答，作家如果普遍沉默，拒绝担负写作在个人心灵中的责任，这样的写作，确实很难唤起别人的尊重。因此，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时代肝胆相照，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有存在感的文学，有灵魂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