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30年的中国流行阅读史，我们发现，30年来，国人的文化轨迹是通过流行阅读辐射出来的。由于流行阅读投射的是国人内心深处的渴望，时代之阅读是国人的集体吁求和想像，所以，流行阅读与时代文化心理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一部国人的“心灵史”。不仅如此，可以看到的是，国人的阅读生活受历史环境影响很大，则阅读体现的不仅止于时代文化心理，还是一部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史，社会变迁史和中国发展史。
在这30年的流行阅读轨迹中，其实有脉络可循。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观察，流行阅读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一个整齐划一的阅读共同体走向复杂、无序、庞杂、多向，从深层聚合走向表层、发散式的阅读。
阅读，都是应对时代给出的条件。概而言之，从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的阅读，到上世纪90年代“物质”之阅读，再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个体”之阅读，30年的阅读完成了这样一个过程，“人从计划经济集体中的一员解放出来，成为个体的人；这个个体的人从精神之解放，到具体应对个人的复杂的日常的现实生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将这30年的流行阅读史，概括为一部“个人完成成长史”。
80年代：精神阅读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烨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浪漫”的、“激情”的年代。那时的文学研讨会，大家很容易就在会上论争起来，相持不下；那些77级、78级的大学生，早上四五点钟就去新华书店排队买书。在那时的中华大地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思想解放运动潮如熔岩般奔流，那是一个洋溢着阅读激情的阅读饥渴时代。
而流行阅读，与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带有很强的时代的迫切愿望，重新建构文化统一体的想法，文革后的反思，‘拨乱反正’意识形态下的一种阅读，这种阅读与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联系在一起。”陈晓明回忆，那时候，大家在看同一部电影，读同一本书，思考同一个问题，面向同一个困境，向着共同的未来，由一种共同性所承载。而流行阅读，围绕这样一种历史走向展开。
那时，在大众阅读领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痴迷”阅读现象：男性读武侠，女性读言情。武侠的代表是金庸与古龙，言情的代表是琼瑶、亦舒。有意思的是，这些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的来自港台的通俗文化，至今仍有生命力，“开启了后来大众阅读的很重要的线索”。张颐武说。同时，80年代没有纯文学与流行文学的分野，纯文学如同流行文学一样流行，文学期刊经常脱销，“改革文学、伤痕文学，王蒙、刘心武的作品都很流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陶东风告诉读书报。那时候，全中国都在捧读同一部作品，譬如，柯云路的《新星》、张贤亮的《绿化树》，看同一部电影，譬如《天云山传奇》。
80年代初，刚刚洞开国门，国外的文学作品就翻译过来了。莫泊桑、契诃夫、果戈理等外国大家的作品都在销行，其中苏俄文学比较多；到了80年代后期，欧美、日本的作品就出来了，比如西德尼·谢尔顿、松本清张的作品等，“都特别热。大家想通过小说了解国外的生活”。白烨告诉读书报。三毛也成为了80年代最热的文化明星之一，其流行的原因，张颐武概括为“80年代的中国人没有机会去旅行，而一个浪迹天涯的女子，她所提供的所谓国际化的经验，传递的那种浪漫气质，打动了一代青年人”。到了80年代后期，汪国真成了炙手可热的文化明星。那时候，抄录汪国真的诗是一种时髦，其诗集销量达数十万之巨。“汪国真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趣味，表达的主题没有脱出思想解放的范畴，只是用了更通俗的方式。”陶东风评价。
有意思的是，在80年代那样一种启蒙的氛围和语境当中，思想文化著作、尤其是哲学理论书成为时髦。美学热，李泽厚的著作，萨特、尼采，包括80年代后期流行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成为当时的流行读物，包括柳鸣九的《萨特研究》也销售大热，非常轰动，“他人即地狱”、“人，诗意地栖居”成为一时之流行语。而这与当时的人急切地想把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充分“发现个体”的时代背景有关。
“也许那时的人并不了解存在主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哲学基础，也许那时的人读哲学并非深读，但大家是从哲学里寻找新的世界观，新的对世界的理解。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一个马上要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化的基础，渴望从哲学中寻找到这个精神的基础。”张颐武如此解释80年代的“哲学热”。
所以，80年代的阅读出现了这样一种似乎很奇怪的现象，大众把金庸、琼瑶和萨特放在一起，大众文化和高端的哲学并行不悖。“其实这并不奇怪，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语境是沉浸在新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之下的，没有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分野，人们即使在阅读通俗小说时，也将其纳入了另一个解释框架，比如，从言情感受到人性、人情的复归。”陶东风解释。据陶东风回忆，譬如，当时的文化精英普遍喜欢邓丽君的歌，但从中感受到的是人的解放，而非消费主义，将其纳入了另一个解释框架。
于是，在那样一个时代，精神追求似乎有很“物质”的一面，而物质追求又有很“精神”的一面。张颐武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混在一起，是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让人从过去计划经济中比较压抑人的个性、让个人得不到发挥的氛围中挣脱出来，通过通俗文化达到感性的解放，通过理论和哲学达成理性的革命。
而看起来是天壤之别的两种阅读，构成了那个时代重要的精神生活。
简单概括，80年代的流行阅读呈现了以下的特征。“其一，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二，在建构文化统一体的共识之下，出现了阅读共同体；其三，阅读在美学上也没有出现分化。审美趣味本来是非常个人的，但因为时代的精神太强大，把美学的个人趣味给冲掉了。”陈晓明告诉读书报。
显然，这样一种阅读在80年代后期开始分化。
90年代：物质阅读
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走向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了解构性的变化。表现在文化上，就是电影要讲票房，刊物要自负盈亏，过去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大量面向普通阅读群体的东西多了起来，娱乐文化兴盛，大众文化兴起，90年代的流行阅读潮呈现了与80年代迥异的特点，“或者可以称之为坚硬的物质性。”张颐武如是表示。陈晓明则更愿意把这种阅读命名为“破碎式”的阅读，在他看来，这种阅读还呈现出了鲜明的分化主题。“意识形态的整体功能消失，不再起纽带的作用，我们称为阅读共同体的东西开始分化，出现了所谓的知识分子阅读和大众阅读。”显然，大众与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而是有了很大的分离。知识分子的阅读越来越专业化，社会的角色减弱，学院的学科建构越来越强大；与之同时，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关联度在减小，与时代的关联意识在减小，大众的阅读更趋于休闲、娱乐、消遣，与上述所提到的娱乐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关联在一起。90年代前期，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茫然的年代。“商品大潮冲击下，对自己定位的茫然，对没有经验过的经济的茫然，对社会文化生活的茫然，每个人似乎都表现得很无奈。”白烨回忆，他1993年、1994年参加过苏州、上海的一些会，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表现得很困惑。当时的文学界从上海发起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其背景就是知识分子觉得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整个社会文化生活越来越媚俗。一时间，大众阅读领域，大量的“上不了台面的”“很俗气”的杂志就冒了出来；与之同时，80年代就盛行的言情和武侠继续大热，以梁凤仪为代表的港台商战言情小说也加入畅销圈，而外国文学阅读已向时尚化转变。尤其是金庸作品，由通俗文学而登堂入室，被经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