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抗通胀的成本要小一些。但在比较的时候，有一点需要注意，即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通胀有着特定的环境。例如美国抗通胀的成本相对较高的一个原因是研究的数据样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涵盖了高通胀低增长的70年代。然而，这个指标仍然有参考价值。众所周知，石油价格冲击抬高通胀，同时降低经济增速；但鲜为人知的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净消费者超过生产者。人口结构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当时的美国经济本质上是一个短缺型经济。
有两个主要原因使得中国本轮抗通胀的成本温和。首先，从本质上讲，中国是一个供给过剩的经济（生产者显著多于净消费者导致投资过高、产能过剩），这个特点仍将持续。其次，我们相信本轮通胀与前两轮通胀一样是由需求驱动引起的。如果本轮通胀主要是由劳动力减少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等供给冲击因素引起（而且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是由于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之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政策紧缩加上负面供给冲击的影响将对经济增长拖累更多，控制通胀的成本也会相应变高。
合适的通胀率
近期通胀上升引发了关于“在中国合适的通胀率应该多高”的讨论。一些人认为，为适应未来几年经济将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政府应提高通胀容忍度。他们提出的一个论据是，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水平远高于中国。
我们认为，提高通胀容忍度带来的风险较大，应该三思而行。我们也认为，货币政策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将2011年通胀目标从2010年的3%上调至4%，并不意味着政府对通胀的容忍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往经验显示，决策层通常会在上一年通胀率超预期的情况下提高当年的通胀目标，本次亦不例外，表明政府倾向于对通胀进行渐进式管理，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迅速压制通胀，完全不考虑政策紧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虽然提高通胀容忍度可能有若干方面的好处。首先，政府或会因为资源价格改革而容忍通胀上升。能源价格改革会推升电力等公用事业价格，从而可能导致通胀暂时上升，但这不同于总需求压力上升而导致的通胀上扬（这种情况才需要政策作出反应）。
有人可能会提出，宽松货币政策将有利于相对价格调整。由于土地供应的自然限制，农产品价格相对其他价格将长期处于上升趋势。同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因此有些人认为，对于由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政府应该更加宽容。同样，考虑到劳动力工资上涨是件好事，而且是政府的重要目标，政府对工资上涨造成的通胀也应更为宽容。
但是，这些观点只有在整体通胀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才合理。如果整体通胀水平已经高企，政府提高通胀容忍度将会增强通胀预期和通胀压力。高通胀有其自身的代价，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而这一群体正是政府需要保护的对象。通胀对债务人（主要是企业）有利而使储蓄者（主要是居民）受损。在中国当前的利率管制下，高通胀的负面分配效应尤为显著。通胀也将加大未来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的长期规划和投资不利。总之，这些成本超过了相对价格调整所带来的收益。
决策者同时也不愿看到通胀处于极低的水平，因为这意味着通缩的风险。那么最优的通胀水平是多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一般而言，在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大幅改变的情况下，历史平均通胀水平可以作为参考。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通胀大幅超出历史趋势水平，那就应该引起警惕。过去10年，中国通胀率平均为1.8%，而经济增速平均为10.3%。考虑到资源价格改革的影响，以及官方CPI可能低估了通胀的实际水平，而这一点有望随着衡量指标的改进而得到纠正，未来CPI通胀率可能上升到平均3%4%的水平，但是幅度不会很大。
中国属于过剩型经济，通胀应处于较低水平
有人认为，印度和巴西等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水平远高于中国，因此政府应该容忍一个更高的通胀率。我们认为，这样的比较有误导性。各国通胀水平的差异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与其他一些较高通胀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之处—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经济本质上属于过剩型经济，而印度、巴西和越南等国家属于短缺型经济。
我们将经济体中年龄介于25岁和64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而将2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定义为净消费者，然后计算生产者与净消费者数量之比。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的生产者与净消费者之比大于120%，显示每100个净消费者对应着120个以上的生产者。这一比例在1995年左右超过100%，而市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短缺转为过剩状态。经济改革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们认为人口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生产者数量大幅超过净消费者，供给相对于需求也会变得更加充足，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也导致储蓄率高企、出口超过进口。国内高储蓄支撑高投资，进而推动产能逐步扩张。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通胀在过去10年显著下降。
东亚地区的经验显示，生产者多于净消费者的国家，通胀确实更低。生产者少于净消费者国家的通胀平均为7%，而生产者多于净消费者国家的通胀平均仅为2.2%。过去10年来中国平均通胀1.8%，而印度和巴西的通胀平均分别为5.5%和6.9%，比中国的平均通胀要高得多。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差异。2010年印度的生产者与净消费者比率约为80%，表明每100个净消费者仅对应着80个生产者。巴西的生产者与净消费者比率在2010年刚达到100%，而2000年时仅为不到80%。总之，与中国相比，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处于短缺状态。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生产者显著多于净消费者的国家，其通胀会始终处于低水平。过去10年来中国经历了两轮通胀周期，目前正处于第三轮。我们想强调的是，由于有利的人口状况，中国得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避免持续的高通胀。虽然经济过热可能会伴随通胀高企，但从整个经济周期来看，中国平均通胀水平与巴西和印度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较为温和。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人口方面的差异也反映在贸易平衡上。由于生产超过消费，过去10年来中国持续录得贸易盈余，印度和巴西则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