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在2010年发挥了较大的负面作用。
监管者内部政策极大影响股市
其次，监管者内部的政策也对股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体有三：
第一，监管部门在外部货币政策频繁变化的情况下，没有从爱护和保护资本市场自身出发，对融资的规模以及融资的方式和上市的数量总体规划全面考虑，也缺乏把这一信息告诉投资者。因此，监管政策本身对于积极的股市政策背景下才能高融资，这一必然的有机联系缺乏考虑。这是“一行三会”缺乏的，就是监管部门自身的规划缺陷。
第二，中国股市的基本结构现在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硕大无比的恐龙式的大盘银行股，和一系列权利型中利润寻租的背后是世界罕见的创业板“三高”和“超募”现象。持续163家公司连续以70倍以上发行市盈率，把创业板发行制度的不合理推到了顶峰。同时，创业板本来可以用400亿左右的资金，即可点燃163个创业板企业的激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却也被超募的巨大浪费所取代。这163家企业实际消耗的资金不是400亿，而是1250亿，平均超募额是5.2亿，超募比高达210%。这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实际上无论对创业板的治理结构，还是他们创业的激情，以及对二级股民投资的风险都埋下了巨大隐患。
从一年来高管未到一年解禁期就辞职的“一年之初”，到未来创业板三年之后第一大股东解禁的“三年之痒”，都预示着创业板更大的风险还在明天。这使得人们对创业板的忧虑、愤怒，最后演变成事实，则是在靠近年底时创业板一系列的变化。这种从天花板到地板的询价制度，就造成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和未来的伤害都是巨大的。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主导中国资本市场的这种巨大的商业银行的股票价格，却处于洼地。他们在被称为四大上市公司的同时，他们的股票也由于恐龙式体态的硕大无比，成了世界上最便宜的股。而他们的每一个东西都直接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每一根神经，包括商业银行每年不断地融资。
所以无论从创业板小的一头未来的风险看，还是从大盘银行股，都很难在市场上有所作为的角度看，中国股市结构不好，而价值投资挣不到钱，直接导致着投资人开始怀疑价值投资的理由。而创业板一年所走过的路，又让人们感觉到，爆炒创业板的风险又在眼前，这也是导致股市同期下跌被抑制的原因。
第三，包括解禁股的解禁，全面的解禁。也成为抑制股市的一个力量，因为股市一旦起来，坚持的压力会相对较大。
综合上述，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股市宏观和微观形势的背离，与国际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开始向上的这种偏差，主要是源自于资本市场内外部的政策环境所导致。所以中国资本市场，当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必须要在未来把资本市场作为主战场，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不是伴随着世界第一资本市场中心的转移而实现。
中国今天要规避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的信用性风险，必须要加大直接融资的比例，都取得共识的时候。资本市场已经成为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资本市场本身的弱化和他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同时发生。他如此重要，但今天又如此虚弱，不得不使我们反思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否有必要在提出宽松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推出积极的股市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推出积极的股市政策，是让这个市场回归理性，与国民经济宏观形势同步，与上市公司质量积极成长同比的一个关键所在。必须把焦点锁定在我们如何让中国股市回归理性。
何为积极股市政策
中国股市怎么了？在看到这个现象的同时，在如何让中国股市回归正常理性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在政策的环境上处理好，处理好政策的制定，因此提出积极股市政策的内涵。
我想首先是他作为我们发展国家经济直接融资的主要战场和主要手段，应该纳入我们货币和资本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中，明确提出中国的现在金融由“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双向组成，由“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共同组成。
我们在制定出间接融资商业银行每年披露他的一些数量指标的同时，也必须要同时公布在新的一年里面，资本市场融资的总体规模，公司债和股票的匹配，以及上市公司数量的基本规划。让每一个投资人心中有数，让“积极的股市政策”能够登上大雅之堂，让所有的监管部门和投资人，都能够在政策清晰化、公开化、透明化的背景下，贯彻自己的投资意愿。
其次，积极的股市政策的第二个内涵，就是我们应该承认股民投资人的行为。他们在承担市场风险波动的同时，应该让他们受到政策波动，对股市大起大落影响的伤害降到最低。除了对股民和股市的这种积极正面的扶持和保护外，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应该承认股民作为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承担经济风险的社会地位。资本市场遇到困难要能够及时倾听股民投资人的各方建议，这个市场是投资人的市场，是投资人提供的直接投资，并且承担着风险在支持着国家，货币增量和资本增量投放这样的神圣使命。
所以，要不仅从每一项政策出台的措施上保护他们，重要的还应该在股市的新文化上给股民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我想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今天我们还应该实行在股票投资方面的减税政策，不仅不是大规模推行股票交易税，或提升印花税，或加大红利税征收的时机，而且还应该适当地降低或免除现在我们普遍推行的红利税。
最终，围绕着推出积极的股市政策，无论是国资委、发改委、银行，以及三会，都应该从自己部门的角度提出发展积极股市政策的具体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