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这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总是在仰望星空，而他们本该脚踏实地。先来探究一下他们对所谓刺激计划“成功”的古怪定义。目前的失业率比刺激计划实行前更高。显然，成功的秘诀在于让失业率停止继续攀升。通过降低“成功”定义的标准，任何刺激计划都不再有失败的可能——只要还有比我们经历过的更糟的情况出现（而它们总是会出现）。经如此宽容的定义一衡量，就没有什么市场算得上崩溃，无论其结局曾多么惨。
实际情况只会更糟，因为那些凯恩斯主义教条光宣扬扩大刺激的必要性，却不解释规模多大才算适量。收益递减原理适用于一切已知的人类活动，包括政府加大刺激的决策，然而泰森也好，克鲁格曼也好，对于刺激计划该何时退出、为何退出只字未提。
以到期的失业保险政策为例。政府将其延长可在短期内缓解痛苦，但若将其无限延续下去，就意味着人人都不用再工作，因为一生的经济来源都已经有了保障。泰森和克鲁格曼不会接受这种荒谬的念头，可他们乐观的凯恩斯主义言论却回避讨论应该何时、如何从这个无底洞中抽身。
泰森和克鲁格曼也都承认这类计划不可能永远持续。那么，假如第二轮经济刺激措施又失败了该怎么办？再推出第三轮、第四轮刺激措施？不管是泰森还是克鲁格曼，都不曾提出一个合理的退出策略，但显然，如果新的刺激措施再次失败，就会彻底扼杀私人投资，推迟经济复苏的步伐。这时，美国就会迎来日本式的长期滞胀。
经济面临如此困境，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必须做些什么提振低迷的个人需求。我有一个建议：政府彻底改掉停停走走的毛病，减少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稳定的经济政策，不管经济形势好坏都能发挥作用，这样就不必再设计和实施以前并不存在的退出策略了。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个办法。首先要对资本收益和高收入者执行永久性的减税政策，以此来激励美国生产效率最高的群体去投资、去创新。但奥巴马政府目前对这些举措怀有敌意，其害处之大，任何公共刺激措施都无法弥补。
第二个办法正是泰森和克鲁格曼绝口不提的，即大幅放松政府管制、刺激增长，同时削减浪费的政府开支。任何监管方案都不如一项正确的财政或税收政策受欢迎。但是，无数坏政策的累积效应会给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极其不好的影响。
因此，我认为奥巴马政府的措施没有一条是管用的。
首先，药品和医疗仪器行业此时正面临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的困扰，后者认为，对新药和新仪器设置更多障碍可以保证公众的健康安全。该局先延长了新产品的临床试验期，又以愚蠢的“利益冲突规定”破坏了风险评估的质量。
奥巴马政府还支持遵守FDA警告的医疗产品承担更广泛的侵权责任，并抨击目前为现有和新分子化合物提供的专利保护。如今，药品业的规模正在缩小，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作用十分消极。
再看看住房市场。新屋开工和存量房销售陷于停滞，目前的政策对新购住房者一味地提供各种补贴，还对止赎程序大加干涉。政府的巨大权力阻止私人债权人取消拖欠贷款抵押品的赎回权。试问在这样一个市场，谁还愿意往外借钱？政府的“住房重新贷款计划”把事情弄得更糟。如果政府在已然失败的赌注上再加一码，经济前景就永远不会改观。
还有政府的劳工政策。在一个正在衰退的经济环境下，支持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很容易会抹杀初级的工作岗位，支持工会很容易会刺激企业兴起向海外转移的念头，而对公共养老金不断增长的趋势袖手旁观，很容易就会造成州政府破产。在这三方面，奥巴马政府均不及格。
上述悲惨的故事还可以在医保、能源、环境、金融、证券监管、商业政策、知识产权等各个领域都看得到。政府每行一步，我们都能目睹其不断收紧监管的民粹主义式的癫狂，每增加一层监管，都会消灭一些工作机会，扼杀经济增长。
总之，搞垮经济的方法有许多种，政府采用的是将其凌迟处死，使任何刺激措施都无法将其救活。
（以上文章由兰晓萌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