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如果行政区划调整的目标并非单一，或者，如果未必所有地方都要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这个目标，那么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张险峰：行政区划调整的基本原则，应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管理更加科学精细，有利于减少社会运营成本。
《华夏时报》：在这个原则之下，行政区划调整如何避免跟风而动？
张险峰：行政区划调整既然并非一种历史趋势，则跟风而动必然更多来自经济上的冲动。比如通过区划调整可以支配更多土地空间。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在我们国家，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过日子是公认的，有了土地就有了房地产，就有了土地财政的着落。这是一种基本逻辑。
我们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看到，很多地方政府都要求扩大城市规模。但一些先发地区已经到了不能依赖扩大规模发展的时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我们正在做的深圳城市规划，当地政府提出了几个“难以为继”，主要是指当地的土地空间资源非常紧张，快要发展不下去了，再有新的外来人口，深圳地方政府将没办法承担。所以，深圳这类城市实际做的是减量规划，至少是存量规划，而决不是增量规划。
很多城市只有发展到深圳当前这个阶段，可能才会真正思考这个问题。而今天却可能仍是寅吃卯粮：只要能把土地扩充进来，今天发展了就行，明天怎样管不着。这肯定是错误的观念。如果以此为初衷，形成了区域规划调整潮流，那将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另外，有些地方政府觉得，只要把某几个地方合并起来组成一个新的行政区，就可以争取到国家一些政策支持。这也是一种误区。如果形成模仿和攀比，将也很恐怖。
抑制调整冲动须有配套政策紧跟
《华夏时报》：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来看，您谈到的种种趋势是否将难以避免？有怎样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可以防范和控制不好的区划调整，避免一些不良状况的发生？
张险峰：目前国内行政区划调整有非常严格的审查程序，是非常慎重的。
行政区划调整首先需要考虑和尊重该地区存在的某些历史上的一脉相承的关联性或延续性；其次需要考虑是否由于行政壁垒过大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第三需要考虑在行政区划设置上是否存在历史不足。
今后和将来，行政区划调整依然需要继续非常严谨和慎重。要真正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衡量现有行政区划是否阻碍了当地发展、阻碍了这个城市的健康成长。
我认为有些行政区划调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有的城市，主城区里是历史文化名城，其外围没有郊区，没有增量空间。北京就是这样的城市。这类城市如何发展，与税收体制关系非常密切。在现有的税收体制下，税源首先来自房地产开发中的土地转让费，其次来自工业税收和商业税收。老城区如果发展不了工业，又没有增量土地空间，这个区长还怎么干？
因此，如果考虑到国内现实状况，对于地方长官的考核办法，对于地方税收来源的规定等等，将来可能都要有所调整。否则大家依然会有行政区划调整的冲动。北京南城地区近年来之所以发展较为缓慢，首先是没有郊区，没有办法获得太多土地财政收益，其次是文物保护核心区，被逼无奈只有拆除老房子扩大发展空间。而发展旅游业又面临国内旅游者购物消费水平有限的瓶颈难以突破。所以南北合并也是试图取得某种平衡。但从根本上，应该从调整地方财税收入、政府考核机制入手，让这类地区没有太多的经济负担，才能承担起应有的职能，而不应该唯GDP是瞻。
行政区划调整如果要想抑制冲动，必须在相关配套政策上跟进。
《华夏时报》：行政区划调整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从学术的角度看，在当前背景下，您认为行政区划调整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张险峰：首先是要关注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合理的关系，过度集权或过度分权都不好。过度集权会造成地方发展的丰富性和繁荣性的丧失；而过度分权则会导致一盘散沙，带来行政效率的降低和国际竞争力的降低。
其次是关注生产力和资源的合理分配与社会管理责任之间的关系，使社会管理向以人为本、向精细化方向发展。
还有就是关注不必要的行政开支的降低。这肯定是行政区划调整很重要的方面。
另外就是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的和税收的政策调整，也包括对地方长官的政绩考核标准的调整。没有这些配套措施，将难以避免行政区划调整单一追求扩大空间和资源支配权限。
《华夏时报》：您认为未来两三年之内，国内行政区划调整将会呈现怎样的景象或产生怎样的效果？
张险峰：行政区划调整首先会有很多大的国家层面的战略着力点，这些地区可能是要加强管理，增强内部对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具备强大的基础设施，也能够降低行政管理的层级，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到全球竞争中去。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探讨如何通过或不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使中国北方中小城市和南方地区中小城市一样，获得均衡和繁荣的发展。而西部地区由于很多地方不适合居住和进行大的开发建设，因此可能需要有计划地向中心城市或沿海地区转移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