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十年间，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加工”企业在人力成本这块肥肉上收获颇丰。但是，时代的变迁让“廉价劳动力”的概念渐行渐远，靠低成本的劳动力赚差价的做法在当前这种国内经济环境下已逐渐显示出了不可持续性。
现今新生代打工一族已多为上世纪80后、90后青年，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大约占全国1.5亿进城务工人员的60%，人数接近一亿。在充斥的各种欲望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的生存现状、精神困境早已不同往日，人力成本自然也是今非昔比了。
此外，富士康的事件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依靠廉价劳动力、低利润的代工生存发展的富士康模式开始遭遇瓶颈了。近年来，人民升值、新劳动法等各种因素也正在让中国失去代工的机会，很多代工企业转向印度和越南。中国已经开始考虑经济转型，但横在面前的技术专利等难题仍是难以逾越的门槛。这种矛盾是很难调和的，一方面，需要靠代工解决剩余劳动力，又不想遭遇剥削和加班，另一方面又想提高工资待遇，仿佛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也有专家认为，每年1000多万的新增就业人口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需要劳动密集型企业来消化，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不得不存在。这些都是国内不少企业共同面临的尴尬，既需要代工又需要转型。
期望“有尊严”的生活
反思富士康的一幕幕悲剧，不尽感言，辛辛苦苦工做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为了家人的欣慰，是为了朋友的刮目相看，还是到头来为了获得生命终结的“休止符”？
政府已经给出答案：有尊严的生活。
市场经济社会，竞争的激烈与日俱增，生存的困境已然显现，想要“有尊严”也绝非易事。有制造业一线员工透露，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不是站着就是坐着，而且一直在机械式的安装零部件。
事实上，枯燥的工作并没给打工者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变化，更不要提“有尊严”的生活。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比上年增加77元，增长5.7%。12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均工资只提高了68元，远低于同期通货膨胀率。
最近，另一个占比数据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提高工人待遇，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的报酬占G D P比例已连降22年。他列举数据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 D 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 .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 .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 劳 动 报 酬 比 重 的 持 续 下 降 形 成 了 鲜 明 对 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 D 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尽管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回应认为，由于统计方法的原因，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比重事实上被低估，但可以看见的总态势是：G D P在上涨，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在逐年下降。
表面上，劳动者的收入可能是在增加，而且有的增加得很快。但更要看到的是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是如何获得的。像富士康这样的私企不在少数，不少职工一年的工作量是公务员的三倍，而他们的收入仅是公务员的1/4。当这种失望与迷惘逐渐转成为绝望时，一点点的外界刺激都会引发出“连跳”的可能性。
出事的又何止是富士康，华为、基金业等行业都会隔三差五的出现类似的问题。一位证券业的从业人员曾坦言，为了做一个项目有时将近三天三夜都不能合眼，体力匮乏、精神紧张。
这样的压力一旦聚集，也会起到“捅马蜂窝”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的周孝正教授表示，企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也要考虑到一些社会因素，营造良好的劳动环境，让人“体面地劳动和生活”，比如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工会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和谈判机制等。
不能没有大陆的郭台铭
“鸿海不能没有郭台铭，而郭台铭不能没有大陆”，很多在大陆的台商这么评价大陆市场对于鸿海，对于郭台铭的意义。
1988年开始在大陆创业，可以说是郭台铭迈出的人生中的最关键的一步。他一口气在深圳买下500亩厂房用地，成立了富士康集团；1996年，他又将生产基地进一步扩充为科技工业园，占地1500亩，员工3.3万人；1999年，鸿海北上成立了昆山富士康企业集团，下设13家公司，总投资2.36亿美元，此时正是台商开始在长江三角洲聚集的时候；2001年，郭台铭在北京设立了富士康精密组件有限公司，此后又宣布投资10亿美元兴建富士康(北京)科技工业园；到2002年，富士康在大陆的年产值约670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总额56.7亿美元，创汇30亿美元。
现如今，郭台铭的富士康已是全球“代工之王”，曾有报道描述位于深圳的富士康说，“深圳郊外，一家工厂规模之大可跻身世界前列。在几十座厂房中，苹果公司的iPod和iPhone、惠普公司的个人电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