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要在增值税的转型改革问题上作出新的调整，我认为可以有一个突破口：那就是将增值税的抵扣范围，从设备投资扩大到所有固定资产。据估算，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中设备投资占三分之二，土建部分占三分之一，我们现在只允许抵扣其中的三分之二。2010年要在这方面做出突破。但是这牵涉到营业税的改革，因为现在的建筑安装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给土建部分抵扣等于是用营业税抵扣增值税了。所以这个配套要同时进行，将营业税与增值税的改革衔接起来。
税制改革与《预算法》修订
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资源税、环境税的改革会否提上议事日程？
贾康：合理的资源税税负水平和资源价格，是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前提。资源瓶颈之所以演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与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有关。现阶段我国资源产品价格仍基本上是“三不反映”：一不反映资源的需求稀缺程度；二不反映供求关系；三不反映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而且资源价格缺少弹性，不利于运用价格手段激励节能。
之所以会有不合理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又与没有完善的税收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撑有关。也就是说，现行从量计征的、过低的资源税额不能配合价格的“三个反映”。其最大弊端显现在资源价格高企的时候，也是资源企业低效开采的最疯狂的时候。但这时却又是最不能进行资源税改革的时机，因为资源价格虚高之际必是通胀之时，而此时资源企业也极易把改革后的资源税轻易地转嫁给下游企业，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胀。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我国迟迟无法推出资源税改革的原因。
如今，在我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民经济于2009年间顺利由“前低”转入“后高”之后，我认为推进资源税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高培勇：结构性减税属于积极财政政策，而资源税、环境税的改革则属于税制改革的进程。资源税在2010年应该出台了。大的背景很清楚：节能减排，全球气候变化，建立低碳经济。税收上肯定要有所作为，而且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各方面的条件基本已经具备，应该在2010年将它推出。
中国新闻周刊：从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税负的减少和税种的增加之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应该怎样看待中国的税负问题？
高培勇：经过减免，中国现在一共有19种税，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暂免征收的，有效运行的一共有18种税。从总体上讲，税制改革的方向就是12个字：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简税制”就是税种不要太多。我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做比较，20个左右的税种不是一个繁琐的税制。
其实，税制的繁琐和简化只是形式，更重要的还是要体现政策的目标和税收本身的功能。就总体而言，看待中国百姓的税负不能偏向总量，而要注重结构。就总量而言，2009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就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水平，在20％上下。如果把非税收入，把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收入加进去，也就在30％左右。如果把能够统计在册的其他收入也都计算在内，可能会超过30％。但关键不在总量，而在结构。结构在哪？首先一个大的结构就是预算口径问题，我们希望把各方面政府收入都统一纳入预算当中来，使我们的宏观税负水平能够更确切地反映企业和居民的负担状况。另外，不同产业之间税负要均衡，促进服务业更快发展；不同收入群体间的税负要均衡，让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讨论税负问题我觉得是有裨益的，因为政府的支出规模和职能格局就在那里，单纯讨论税负的减少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新闻周刊：从2003年开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6年有余。这6年中，既有2008年开始实施的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制度统一，又有2009年实施的全国增值税转型改革。中国当前财税体制最需要改革之处还有哪些？
高培勇：最重要的是《预算法》修订应该尽快破题。《预算法》是统管财税所有法律的根本大法。现行的《预算法》是1994年推出的，当时的经济环境与现在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2010年要把《预算法》的修订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法律的改革问题。
“跑部钱进”应终结
中国新闻周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离不开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的健全。近日，胡锦涛主席也提出，“要按照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在这方面，未来会有哪些改革方向？
高培勇：经过这些年的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安排的路子越来越清晰了。中国是单一制的国体，不要指望给地方政府以税收立法权，这是越来越看得清楚的。正因为这样，现在谈到体制问题的时候，原来叫“财权与事权对称”，现在叫“财力与事权对称”，目的就是为了走出认识上的误区。
同时，中国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一制国家，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体。地方的财政很多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来实现。比如，2009年的预算中，全国省以下地方支出的38％要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弥补，中西部地区省以下地方政府支出的54％要靠转移支付弥补。这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中国的财力配置格局应该是什么样的状况。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转移支付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条件下，要尽快将转移支付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不要演变成“跑部钱进”，而是让地方政府能对自己的收入有一个大致稳定的预期。
中国新闻周刊：在信贷政策宽松的背景下，去年曾出现“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节”，地方举债融资的规模迅速扩大，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应怎样看待地方政府融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