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波20岁大学毕业后进入江苏镇江市文联，半年后即辞职，筹办一份报纸，然而进展并不顺利，他呆在上海，非常清贫、动荡地过了几年。
1991年他放弃了诗歌写作，甚至很少写字了。他怀揣借来的两万元开始了书商生涯。最初通过朱大可帮忙联系，购买武侠大家温瑞安的小说版权，与漓江出版社合作，从图书行业掘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而真正让张小波在书业成名的，则是1996年他所策划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这是彼时中国图书商业运作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首开话题性、社会热点类型纯粹商业操作的畅销书先河，并由此引起了跟风热潮。
其后他在图书领域变得游刃有余，引进《蜡笔小新》，推出《中国高层智囊》8卷本等动作，使他的腰包不断鼓囊起来，并逐步在书业江湖站稳了脚根。
不过于当时而言，张小波这一类型的书商，仍然只被称为“二渠道”，他们与一般出版社的合作带有“地下”的性质，在官方的眼中，是上不了文化台面的，也是新闻出版总署三令五申提防的对象。
直到2003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取消所谓的“二渠道”称谓，为民营出版商正名。由此激起了民间资本的狂热，无论是从出版社走出来的实力派，还是从媒体走出来的资源派，以及来自高校的学院派等，纷纷加入这一阵营。
民营书业于是迅速活跃起来。不过最为吸引眼球的，则是彼时中国诗人集体变身书商的现象。
张小波就是在这一年成立共和联动的。此外还有出版《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系列的沈浩波，出版“黑镜头系列”的万夏，出版《藏地密码》的吴又，操盘《在北大听讲座》系列的苏非舒，还有李亚伟、郭力家、赵野、叶匡政……人们惊呼诗人都跑去当书商了。
与张小波的江湖侠客风格有所不同的是，33岁的沈浩波更像个“大男孩儿”，也更有激情。几年前这位“下半体”诗人还在博客中写道：“在商人和诗人的身份中，我永远只能认同我的诗人身份，因为这才是我最后的骄傲与尊严”，如今却与南方周末记者津津有味地谈起企业管理话题来。他执掌的北京磨铁图书公司，去年码洋为3.7亿元，《明朝那些事儿》系列销量超过700万册，朱德庸漫画也为其进账贡献不菲。
“诗人一直很穷，而做书门槛较低，诗人文字能力强，又天生敏感，不会或者不愿做别的，就只好做书了。”张小波说。他们原本就是文化圈中人，对于读者的需求并不陌生，加上交游广泛，总是在三五好友欢聚一场后，一本别出心裁的畅销书即已呼之欲出。
就像诗歌在这个社会逐渐被边缘化一样，做了书商的诗人同样在夹缝中生存。由于缺少安全感，民营出版业的人才流失现象甚为严重。然而恰恰是这种尴尬身份的多年延续，反倒锤炼出了民营出版商坚韧的生命力和对市场灵活的反应力。
“诗人书商”现象之外，目前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一些优秀策划品牌还有博集天卷、弘文馆、蓝狮子、万榕、紫图、汉唐阳光、北斗等。
蓝狮子的吴晓波、万榕的路金波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是作家型的出版商，而后者旗下有韩寒、王朔、海岩等大腕作家，是经纪人型的出版商，所以财富路线不尽相同——一个主导的中国公司史创作风生水起，一个通过“天价稿酬”等运作方式连人带书一路炒了上去。
老黄历与新游戏
尽管出版业有一定的垄断属性，但与钢铁、石油及金融业区别甚大，后一些行业当中，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在出版业，民间资本的活跃能为国有资本带来“额外”的丰厚收益。于是，如何一起从读者口袋里赚走更多的人民币甚至美元，成为“硬道理”。
书商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个特殊群体，“原罪”话题亦常为人所提起。不少书商都是靠“攒书”起家的。所谓“攒书”即最快餐化的制作方法，流程通常是攒手根据策划人所定的选题攒书稿，处于利益链条最末端；策划人负责策划选题，督促攒手及时完成任务，并把书稿交给书商；书商负责联系出版社并购买书号，利用资金和各种销售渠道，印刷发行书籍；出版社和书商合作，通过卖书号赚钱，并瓜分卖书的利润。
于是，“一个热点＋几个枪手＋几轮爆炒＝丰厚的利润”的公式一时成为多数书商的不二模式。
这一模式的宗旨是“有奶便是娘”，什么话题是读者最关心的、最期待的、最具噱头的，他们就以比传统出版社快百倍的速度去批量生产，他们的道行修炼得炉火纯青，迎合读者心理的手法之高明，伪造正版图书之逼真，简直与张大千仿古画一般水准。经他们之手出炉的图书五花八门，无论是教你如何“一夜成名”“一见钟情”，抑或成为巴菲特一般投资家等，他们都能以专家的高姿态，娓娓动听讲出个所以然来。
这一群体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无奈。多位书商曾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长期以来国有的出版社处于这一利益链条的明显优势地位。他们只能从简单的买卖书号，到项目合作、挂靠出版社，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出版管理费即书号费始终由出版社把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