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东方愚(博客)
特约撰稿 周为筠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北京
从非常高调到极度低调，三个月的时间，书商张小波像换了个人似的。
年初的时候，他格外活跃，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为民营出版业“正名”请命。他不断向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希望能与出版社或出版集团深层次合作，一起把出版业做强做大，“短时间内的得失不算什么”。
而最近的张小波已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他对本报记者称，有了“新东家”，说话或做事不能那么随意，得有分寸。
他说的“新东家”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今年4月25日，全国书博会甫一开幕，出版业就传出一桩“联姻”的大事件，张小波便是主角之一——他执掌的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简称“共和联动”），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出资1亿元，成立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后者控股51%。
“有人说我被‘收编’了，有人说我戴上了‘红帽子’，什么样说法我并不在乎。”张小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眼前这位民营出版界大佬手里夹着一支烟，说话不紧不慢；他的财富游戏，正是在一次次的“不在乎”中越玩越大的。
白猫牵起黑猫的手
张小波为新公司策划的第一本书便在强烈的争议声实现了强大的财富效应，似乎是他有意献给新东家的“特大礼包”。
许多人并不知道张小波，但可能曾间接地与他打过交道。走进书店，如果从摆有《求医不如求己》等“国医”系列养生书，以及《中国不高兴》、《山楂树之恋》、《风雅颂》等的畅销书架上随手购买一本，就有钱流入了张小波的口袋。
在出版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去年共和联动策划图书百余种，累计销售过百万册的图书达数十种，码洋（图书定价乘以销量）近3亿元，在2008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开卷）排行榜前30位中，共和联动出品的图书占据六个席位；这些数字令多数出版社望尘莫及。
“书商”这一称呼听起来略带贬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早在唐代就有官刻、私刻之分，所谓私刻大多是书商行为。近代以来则出现过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等一批影响时代的优秀书商。
张小波无疑是目前国内颇具规模和影响的书商之一。他的酒量和他的脾气一样大，但这并不影响他嗅觉的敏锐性。
今年4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将非公有制出版机构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
这一声改革号角为民营出版商的商业能力与合法地位提供了更为鲜明的注脚。这一月底，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现在不仅要换汤，也要换药，而且还要砸掉药罐子!”的言论，以及所透露的国家将设立规模约500亿元、用于扶持中小出版和民营出版机构的基金的消息 令众书商倍受鼓舞。
事实上，柳斌杰于去年末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如此说道：“民营出版机构既然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纳入轨道呢？”
张小波选择的是牵手江苏人民出版社。1亿元的“真金白银”，显然是大手笔，不过其中大部分为后者所出，张小波以自己的公司品牌等资源入股。新公司董事长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建屏担任，张小波担任总经理。
《中国不高兴》——由张小波策划的新公司的第一本书——就给他的“新东家”以一“特大礼包”。随着此书引发的强烈争议，上市一月销量就冲破60万册。支持者称其为给政府的“谏言”，反对者称这不过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一场商业策划罢了。
然而无论如何，轰动效应带来财富效应，张小波仍是大赢家之一。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过程时，张小波沉思片刻后说，出版人不应去挑战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但要给大众提供多元化的精神食粮。
而就《中国不高兴》一书而言，这似乎是个悖论。张小波的同学、文化学者朱大可说，市场会改变人的意识形态，他更喜欢当年的“诗人张小波”。
诗人书商
他们原本就是文化圈中人，对读者的需求并不陌生，加上交友广泛，总是在三五好友欢聚一场后，一本别出心裁的畅销书即已呼之欲出。
张小波确曾是个诗人。1964年出生的他，16岁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时正好赶上第三代诗歌运动，彼时他是以华东师大学生和老师为主的上海城市诗派旗手，大学期间出版《城市诗人》合集，卖了几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