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美国也经历过同样的变革，在20世纪50年代，面对随处可见的产品和服务，顾客总是忙不迭地掏出钱包，就像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提出的“富裕社会”一样，这对美国民众而言是完全新鲜的体验，他们兴高采烈地尝试新产品。而进入21世纪，对各种新产品和服务早已司空见惯的美国消费者不再那么容易被商家的营销手段所打动了。
中国正在经历这种变革。2001年，北京市人均GDP就已经达到3000美元，开始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城市水平。与此同时，北京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6.2%，这意味着北京消费水平已经进入了比较富裕的阶段。
这批“富裕”的消费者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对任何新鲜事物都非常渴求，可供选择的产品也越来越多，他们变得越来越挑剔。
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寰认为，健康思潮在中产阶级中的崛起也不容忽视：“人们会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这就对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从以下一项数据我们也能看到健康思潮的端倪：2008年1~9月份，中国保健品进口额达8231万美元，同比增长36.08%。
虽然不少商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却把重点放在了产品营销层面：健康空调、无油炸方便面等产品席卷而来。然而，企业却忽视了重新审视产品的质量问题。
蒙牛特仑苏在打“高端牌”，宣传专属牧场、天然营养的产品，打造优雅、高贵的品牌形象的同时，却忽视了食品添加成分的鉴定，“质疑OMP”事件又让刚从“三聚氰胺”事件中缓过劲来的蒙牛跌了一个“踉跄”。
比起对价格敏感的普通消费者而言，特仑苏锁定的中高层消费者恐怕更难挽回，他们不在乎蒙牛是否退还61元购买牛奶的钱。宣亚国际传播集团首席战略官刘新华认为：“阶层高的消费者更关心他的生活质量，关心自己家人的健康，所以当这个品牌的产品影响了他们和家人的健康和生活品质，他们很可能就失去了对这个品牌的忠诚度。”
知识型员工的“反革命”
翻开报纸杂志，打开网站和搜索引擎，“某公司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称，该公司将大幅裁员”这样的语言比比皆是，尽管这些员工不愿意透露姓名，他们却很愿意透露公司的信息。
EMC的“邮件门”曾闹得风雨满城。女秘书一怒之下把总裁陆纯初的邮件发遍全公司，又在数小时内在各大外企间盛传。
员工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了，《赤裸的公司》总结：当今，公司领导层的每一个举动似乎都被置于显微镜下，员工会加以审查、分析、评判，员工还会利用互联网和其他通讯手段与他人分享信息、达成共识，这会直接影响公司声誉。
企业在利用员工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价值的同时，千万不能忽略他们同样利用智慧和能力为企业制造负面新闻。
公关非万能 不修内功难治本
在赤裸的时代里，企业被各种舆论包围，危机重重，依赖公关似乎无法把企业从信任危机中拯救出来。“最好的危机管理策略就是诊出隐患之根，化于萌芽之中，良医治未病比巧手化重疾更重要。”企业危机管理专家林景新也承认公关并不能帮企业解决所有危机。
危机种子潜伏在企业运营价值链的方方面面，谁也无法预料危机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爆发。与其寄希望于医术高超的公关公司，企业不如做一个自我体检和修复：因为那些深植自身的错误，与公关无关。
蒙牛最近的麻烦有点多，以致于很多公关公司都不愿接这烫手的“山芋”。“它本身做错了，谁敢去接啊。我们怕自己企业声誉受影响。”这是国内一家著名公关公司的心声。
企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下不少沉疾，锡恩咨询首席顾问姜汝祥形象地比喻时下遭遇危机的企业：“涨潮的时候不知道谁没穿裤子，只有退潮时才能看到。企业在高速发展期已经积累了不少隐患也掩盖了不少问题，但是现在减速了，问题就会慢慢凸显出来。”
刘新华告诉记者，超过90%的企业危机是积累而发，公关无法扭转局面；而公关所能帮助企业解决的是剩下的10%的突发性危机。在求助公关手段平息危机之前，要先审视企业出现的危机根源。
首先，企业领袖要重视商业准则以及道德底线。蓝色光标公共关系机构副总裁李林认为，三鹿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失能”，他们没有发现行业上的漏洞；其次是在事件爆发后试图掩盖就是“失德”；而在危机的极限状态下“三鹿又挑战了商业的道德底线。”李林认为如果企业缺乏品德（格），外力是无法解救它的。
其次，就是企业所提供的产品质量是否过硬。遇到乳品企业出现的“三聚氰胺”问题，再好的公关也束手无策。“毒奶粉、冠生园月饼，这些危机爆发的原因实际上首先是企业产品质量的缺失，即使找到很好的公关公司也没有用。但如何去改善这些硬伤，并且把改善了的成果告诉大家，这才是公关。”万博宣伟公关顾问中国区总经理刘希平理解的危机公关其实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传播意义上的说法和做法，另一方面就是企业的自身营运，发生危机之后如何亡羊补牢。如果企业只让公关自说自话，而本身没有实际行动，言行不一致会招致更大的祸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