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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2000年前后的一段不太长的日子里，中国有几位女性艺术家放弃了那种沿袭了上百年的模特加画家等于作品的庸常模式，脱下了自己身体上最后一件衣服，以自我的裸身来为自我的艺术精神寻找到一个纯粹而响亮的标志。就艺术的层面而言，中国女性艺术家的这种在传统中国人眼中看似惊世骇俗的赤裸裸与她们在西方的同性同行相比迟到了大约有三十个年头，尽管这种迟到并非出自这些敢为中国先的女性艺术家的本意，但人们如果以为当下的中国已经为妇女解放铺平了一条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的平坦大道那还是高兴得太早了。被人们所忽略的是女性艺术家们以艺术的方式在这条解放的道路上前行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来自于另外一些女性——已经在中国男权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的既得利益者。2000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全国女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开会了，那些在正统国家机构中担任要职或女性要职的女界领袖们想在开会的最后一天搞一个由女人们自斟自饮自娱自乐的节目，有人主张弄一个唱歌跳舞写字作画的大联欢（俗套），以展示女界的多才多艺，组委会的人找到了跳现代舞的文慧女士，想让她给编排一台这样的联欢晚会，文慧表示这样的晚会她搞不来，要让她来组织她就搞一个女前卫艺术家的综合创作展示，用她们的作品来展现前卫女艺术家们的女性意识与个人观点，文慧找到了在北京艺术圈颇为活跃的音乐人王晓芳、搞影像艺术的崔岫闻、搞装置艺术的陈庆庆加上搞现代舞的文慧自己。人说三个女子一台戏，现在找了四个女子来耍，有点儿淤了。按照文慧想的点子，她们四个人每人弄一个作品，然后集中展示一下，等到四个人兴奋地把作品弄出来以后，拿到组委会让女官老爷们一看，天那，太前卫了！太前卫了！这都弄得是什么呀？接受不了。就这样四个女权意识与女性意识都走在时代前列的女艺术家的作品不能为这些同性的只会纸上谈兵的女官僚女性问题研究专家们接受。这里仍需要强调一下，如果说来自男权社会体制的对于女性的种种限定，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而日益衰微的话（这里仅指城市化的生存空间而言），那么对于女性彻底释放其能量的最大障碍恰恰是来自那些伪女权主义者。即便是在所谓的艺术圈子里，这种伪女权主义者也不乏其人。在九十年代末期，天津唐沽某展览场所，女画家杨克勤准备脱衣裸体表演一个行为艺术作品，当她脱到半裸的时候发现在前卫艺术小圈中大名鼎鼎的男性评论家及艺术家都没有到场，杨便扫兴地将衣服穿上，提前结束了这次行为艺术表演。在女画家杨克勤这里，身体的觉悟是假，世俗的物欲觉悟是真，女权意识被她自觉地下流地演绎成一种裸体表演秀。自从男性艺术家马六明脱光衣服亮出他那白皙而酷似女人的身体与形象，挺着阳具组成一种令人惊异的双性形象进行各种行为表演一举成名以来，一脱成名似乎成为走架上绘画路线底气不足的画家争相脱衣亮肉的捷径。
　　不过脱是需要等待一个恰当时机的，女画家何成瑶就抓住了这么一个曝光亮相的绝佳时机。2001年5月17日，财大气粗的德国艺术家舒尔特（Haschuit）在金山岭长城展示了他的装置雕塑《长城人》,一千个用垃圾做成的真人等大的人形雕塑，沿着长城堞口两侧摆放绵延约1.5公里，在展览开始不久，来自四川的正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的女画家何成瑶突然脱光了上身的衣服抖动着两只丰满的乳房坦然走在舒尔特等一干人的前面，一直走到舒尔特装置雕塑摆放的尽头，事后何成瑶把自己的这个行为叫做《开放长城》。
　　据何成瑶事后说，她做这个行为纯属偶然，在前一天晚上，她接到一个叫老六的男人打来的电话，告诉她第二天长城有个活动，问她想不想去，刚来北京不久、急于在前卫艺术圈多方寻找关系机缘的何成瑶当时并不想去，可是到了第二天她还是去了，何成瑶说那天从德国来的媒体记者坐了一辆大轿子车，国内一些媒体记者和一些看热闹的知情者坐了另一辆车。到了金山岭长城后，何成瑶与一个叫冯晓哲的男人在一起，此人是前《方法》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冯晓哲给何成瑶出主意让她当场做一个行为，何成瑶当时觉得长城上有很强的气场，电一样流遍了她的全身，使她不能控制自己，情不自禁地脱光上身，赤裸着在长城上走了八百多米。她是从舒尔特摆放作品的三分之一处开始裸走的，一直走到长城顶上。刚开始裸走的时候舒尔特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赶上来问她，她说她是个艺术家，舒尔特释然了。何成瑶说她巧妙地利用了舒尔特耗资四百万马克实施的这一项展示活动，如果没有舒尔特就不会有这么多中外媒体记者在场，如果没有这么多中外媒体记者在场，她的这次即兴行为表演就不能得到迅速广泛传播，就这一点而言，她抢了男艺术家舒尔特的风头。
　　何成瑶认为长城是一个封闭的建筑，所以她有针对性地把自己的行为命名为《开放长城》，将自己的行为与舒尔特的垃圾雕塑置于同一时空中，形成了一种互动效果，何成瑶说她的行为得到了圈内人的赞扬。自由艺术家温普林称赞她象德拉克罗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视觉２１》杂志主编孙平见了她的行为照片兴奋极了，要用大篇幅介绍她，因为新闻出版署不准裸体出现三点的形象，孙平正在想办法，何成瑶说她这个行为将会载入艺术史册。
　　如果说2001年５月１７日金山岭长城上的一时冲动产生了何成瑶的自裸言说方式是一个偶然的结果，那么在第二年四月的《中国影像展》上何成瑶将这种自裸言说方式自觉地向女性命运的深处做了进一步的开掘，展出了《妈妈和我》这组朴实动人的作品。对于两件作品之间所经历的心灵跋涉，何成瑶这样说 ：2001年5月17日下午三时，当德国艺术家舒尔特将工业废品制造大国搬来的一千个一点八米高的垃圾人以兵马俑形式罗列在我国金山岭长城时，人群中的我脱下了红色背心攥在手中引领着众人（包括舒尔特）穿过延绵的垃圾人队伍，最后登上烽火台，行为过程历时约20多分钟，在《开放长城》这次行为艺术活动以后，我常想，什么事情都会恰恰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代人一代人连接着过去，到了现在，恰恰是在现在事情发生了。1964年农历８月19日子时，月亮挂在桂花树上，外婆看见一条金鱼悠然地从天上游来时，婴儿的啼哭声把外婆从小憩中惊醒，这是外婆常常讲述的关于我出生的故事，一切都应该归结到那个原初的故事，没有三十多岁因疯癫流落街头失足掉下河里淹死的外公；没有在18岁那年因未婚生下我而遭唾弃羞辱开除公职、于我五岁那年便也精神失常至今未愈的母亲 ；没有母亲在家乡的大街小巷白天黑夜披头散发赤裸着身体呼叫奔跑行走的“行为”，便没有我今天以艺术家的身份在长城上的行为。我明白了，无论自己从前怎样想方设法到处逃窜躲藏，我是始终无法逃避我自己的，不管出于报复、补偿或其它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我做了《开放长城》这个作品。今年夏天我回到了家乡。《妈妈和我》是母亲一人坐在天井边的凳子上玩一个烂苹果，我悄悄地站在了她的身后纪录的一组图片，这是我与母亲的第一次合影，借助这种形式，再次肯定了自己与母亲这个家族的血脉联系，也多少满足了三十多年来拥抱抚摸母亲的渴望。
　　如果说何成瑶的《开放长城》做为一种她自称为将载入艺术史册的投机之作，并使她对自己的重要性由此滋生了一些多少有些离谱的与女性意识无关的膨胀欲，那么在《我和妈妈》这组图片中她又回到质朴本真的创作中来，将家族几代人的命运融入自己的创作当中。不过好景不长，也许何成瑶更痴心向往的是在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史中抢得一席之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与所谓现代艺术大师们接上关系，她在后来的裸身创作中，搞出了一些相当乏味的装腔作势的作品，比如《向波伊斯致敬》、比如《向杜尚致敬》、比如《与杜尚对弈》等等，虽然她自称相信德国艺术家波伊斯的话“艺术即疗伤”，在这个借口下创作的作品其实与疗伤无关，这个疗伤是指精神上的或者是女性的或者是超越女性的而不是何成瑶搞的这种波伊斯花边、杜尚花边，把这种花边拿来为自己点缀，这不能称为是一种精神超越，身为女性尤其如此。将自身的精神与家族的血脉溶为一体来进行裸体表达的还有一位叫枫翎的艺术家，她的表达与她那精神失常的父亲有关，为了更好地了解她这个作品和她的创作思路，有必要提到她的另一个行为作品，与以架上绘画开始艺术创作的何成瑶一样，枫翎也是以绘画开始艺术生涯，甚至她们两人的年龄也惊人的相似，何成瑶生于1964年，枫翎生于1965年，由于才能与技艺方面的原因，她们两人在近年都转向了行为艺术。2001年，枫翎与李炜、韩冰等人成立了一个当·com行为小组，那时我与枫翎并不相识，那年夏天，他们在北京南郊某个造导弹的人居住的小区中一个不伦不类的酒吧里，进行了一次行为表演，那是个昏昏暗暗破破烂烂的酒吧，从门脸到内部均乏善可陈，如果没人说它是个酒吧的话，看上去也就是个废弃的老年活动站，前厅里堆一些破烂桌椅，通向里边的门被汗臭和人群拥挤着，人们满怀希望地向里边张望，昏暗中什么也看不清，性急的从后边拖过一把椅子站在上边，但被告知演出还未开始，堵在门口的人憋屎似的在那撑着。

作者：郭 盖  责任编辑：流浪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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