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行间债券市场看，2012年城投类债务发行了6000多亿元，较2011年增加了3000多亿元，同比增长148%，到目前为止，银行间市场城投债存量约1.4万亿元，比前年增长74%，占整个银行间当年发行债务总量的11%，信用类债券发行总量达到三分之一。而此类债券的主要持有人仍然是银行，这意味着一旦出现风险事件，对银行业将构成不小打击。
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政信合作业务一季度末余额超过6500亿元，同比增长161%，环比增长31%，远超近几年平均水平。
审计署的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到期偿还的占24.49%和17.17%，分别约为2.62万亿元、1.84万亿元。过去两年间，地方政府性债务交叉对冲越来越多，银行与银行之间的贷款置换，银行贷款、债券、信托等各种融资方式之间相互“对敲”。
以5月15日完成发行的2013年云南城投(6.83,0.12,1.79%)第二期中期票据为例，该笔债券募集资金共计20亿元，其中12亿元用于偿还本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贷款分别4亿元、8亿元，60%的新举债资金用于偿还旧债。大量的到期债务正在通过债券市场、信托融资等融资渠道借新还旧， “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并非个案。
再以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为例，2012年第一批三年期债券到期，在各省公开的2012年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和用途看，大量的省份都会安排不同比例新募集资金偿还2009年到期债券本息。其中，甘肃省近八成资金用于偿还旧债。而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募集资金受到严格监控，仅限公益性项目和保障房建设使用，避免用于经常性开支。
另据审计署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专项审计结果显示，从债务偿还看，当年有358家融资平台公司通过借新还旧方式偿还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1059.71亿元，借新还旧率平均为55.20%。同时，2010年全国高速公路的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借新还旧率达54.64%。
货币空转隐忧
发展长期债务工具以及股权融资市场，可以优化金融结构，降低期限和资本结构错配的风险
社会融资总量表征着实体部门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融资，但其过快脱离实体经济真实需求或获得资金总量的情况，则是金融空转的表征。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可以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降低利率可以让企业提前发生负债，提前投资，从而抚平危机。但是日本的前车之鉴正好倒过来，尽管收入增加，但是由于负债很高，因此企业赚得的大部分收入都要去还银行贷款，把负债率减少。
曹远征分析，这样一来，金融杠杆便很难在经济运营中起作用，现在企业的债务水平并不高，但是由于经营效益下降，企业赚的钱几乎都给了银行还债。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宽松，并不能带来有效的实体经济回升。
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资深研究员张涛通过统计发现，中国当前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正在上演这一幕。
根据国内16家上市商业银行年报所提供的资产期限分布情况，大致可估算出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实际发生额为44万亿元，其中一季度到期债务有38万亿元，整体债务的利息支出1.2万亿元，实际新增融资仅为4.9万亿元，因此，在一季度央行公布的6.1万亿元社会融资中，利息支出占20%，新增融资占80%;而且2013年全年到期债务估计在70万亿元左右，一季度存在债务集中到期的现象。
自2008年以来，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和金融机构的表内外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都很快，而且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环境下，无论是资金融出方，还是资金融入方，均会采取短、长期的融资策略，包括以短期新增债务来置换已有的长期债务，这样自然就产生了债务集中到期的局面。
张涛认为，如果短期债务积累没有带来债务主体经营性现金流的实质性改善，那么债务的快速积累必定会沿着“财务负担的不断加重——到正常付息出现困难——导致融资的资信力下降——直至既有债务的本金偿还出现实质性违约——最终导致系统性债务危机”的路径演变。
所谓债务主体经营性现金流的实质性改善，则有赖于实体经济的有效复苏，也就是企业盈利能力的改善，否则实体经济难以摆脱债务循环。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微博]撰文指出，债务堆积在货币层面反映的是货币周转速度不断变慢，货币量虽快速上升，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依然高企，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新增货币的推动。由于货币沉淀，每年社会净融资规模虽大，但形成增量部分的比例越来越低，很多信用的投放是维持存量债务的存续。
每年新增企业存款占社会净融资的比例从2002年以来显著下降，在2008年以前平均在58%以上，而2012年降至28%，2012年社会净融资高达16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0%。
中金公司最新研究报告认为，货币信用周期往往比实体经济的周期长，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以实体经济逆周期操作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可能对货币信用扩张的中长期影响重视不够。如何将金融体系不平衡的风险，纳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是一个挑战。该报告警示，中国要控制信用扩张速度，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非常重要。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认为，决策层应该理顺社会融资结构，考量不同的融资渠道的资金使用效益，确保社会融资进入实体经济，不要在金融体系空转，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曾刚认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展开，部分企业盈利能力下滑、部分行业和地区金融风险上升等，都属于正常现象。在发展仍有空间，改革和结构调整仍需深入的阶段，未来的重点不应在过于严格的债务紧缩和限制，而在于根据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优化资金使用的结构与效率，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长期来看，债务资金使用效率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债务规模本身并非至关重要。
他建议，通过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发展长期债务工具以及股权融资市场，可以优化金融结构，以降低期限和资本结构错配的风险。与此同时，优化现有的监管体系，加强跨部门监管，弥补监管空白;稳步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放松对数量方面的管制;强化资本监管，推动银行风险管理体制的完善，继续提高风险抵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