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在1928 年7 月11 日中共六大闭幕后，在19 日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由参加会议的布哈林提议设立的。之后，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和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驻农民国际代表邓中夏、余茂怀(余飞)、王若飞等五人，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是瞿秋白。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后，负责协调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领导，也参与对中山大学的管理。接到中山大学同学的申述之后，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广泛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又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前往中山大学调查真相。
可是，米夫、王明控制的支部局竟然不与合作，邓中夏和余飞与他们发生了争执。中共代表团又经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的同意，前往苏联格伯乌机关去查阅有关“江浙同乡会”的材料。但是，格伯乌机关只让中共代表团看了一次材料，便又以被开除的中国学生陈启礼、左权、尤赤、胡士杰、郭景惇等不服上诉为理由，拒绝中共代表团再次前往查阅材料，使中共代表团的调查工作无法深入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于1928 年8 月15 日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中共代表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能说就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
在广大同学的愤怒反对和中共代表团据理斗争之下，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了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来审理“江浙同乡会”事件，并于1928年秋，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
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博古曾把这场因“江浙同乡会”引起的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称为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1]
“江浙同乡会”事件从出笼到利用向忠发以及米夫、王明亲自散播，又依靠苏联格伯乌的参与和镇压，使这场事件远远超出了中山大学内部中国学生的纠纷范围，不但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列宁学院以及军事院校学习的一些中国学生被卷入了这场风波，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也造成了不良影响，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也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处理。虽然最后的审理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但是，“江浙同乡会”事件不仅影响了中国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破坏了同学之间的团结，使一部分同学因此遭受打击和迫害，而且在以后仍然产生着消极的影响。
俞秀松后来被打成“托派”的证据之一，就是他“组织‘江浙同乡会’”； 在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已经作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之后，王明教条宗派在反对“第二条路线联盟”斗争中，仍然给一些反对他们宗派活动的同学扣上“江浙同乡会”残余的帽子；甚至一些苏联的历史学家在今天，仍然认为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存在着按省籍关系结合而成的不同派别”。[1]
实际上，被诬为“江浙同乡会”主要成员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陈启礼、左权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并不是什么“按省籍关系结合而成的”派别。
王明对于自己策划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并不隐瞒。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他承认自己“积极反对托陈分子组织的所谓‘江浙同乡会’，并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按照大会主席的决议作了《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的报告。”
王明教条宗派虽然有米夫为其撑腰，又得到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在中山大学广大学生中间仍很孤立。在会议上、墙报中、饭堂里，同学们激烈批评米夫、王明的派别活动，王明等人也制造出一顶顶的帽子扣在广大同学身上。
他们认为，中山大学存在着“江浙同乡会”、“江浙同乡会残余”、“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派”、“托洛茨基派”等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别”。这些“反动派别”在中共代表团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反对以支部局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形成了反动的“第二条路线联盟”，必须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从而使中山大学里的一批党团员遭受打击迫害，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也横遭诬陷。广大党团员为了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同王明教条宗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