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明在支部局的任职情况，党史学界一种说法是他担任了“支部局宣传干事”。[1]
原中山大学学生的回忆则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他“在校总支委员会中做组织工作”，[2] 有的说他是“党支部局成员”。[3]
大多数的回忆材料则没有讲王明在支部局里担任的职务，只公认王明是米夫的秘书，控制着支部局的工作。
为搞清此事，我们特意向一些当事人请教。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一文中曾说：“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而为‘中大’的秘书，实际上成了‘中大’‘无冠之王’，支配全校同学的命运。”我们在访问她时她又肯定地说：“王明实际上不担任支部局的工作，他到共产国际去当翻译，相当于米夫的秘书，倚仗米夫的势力发号施令。”原中山大学学生张崇文和李一凡在回信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时也写道：“王明从未在支部局里担任过任何职务”。
从中山大学当时情况来看，由于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成为中山大学权力的绝对支配者。给米夫作翻译的王明，在中山大学也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王明要跟随米夫处理中山大学的事务和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所以在支部局中不担任具体职务是可信的。但是，由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通过米夫培养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天才”的王明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信任。因此，王明以米夫翻译的身份参加支部局的工作，并且在实际上控制了支部局的权力也是必然的。
王明实际上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力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扩大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影响，扫除搞宗派活动的障碍，在米夫的支持下，开始罗织罪名，制造了“江浙同乡会”等一系列事件，并在中共“六大”以后，逐渐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实际上进行了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由于王明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有米夫的直接指挥及共产国际、联共中央的信任，俨然成为中山大学“正确路线的代表”，骗取了一些中国同志的信任，使一部分同志也参与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些活动。这时期，盛岳、李竹声、王云程、孙际明(孙济民)、汪盛荻(此五人后来都投靠了国民党)等投机分子也陆续参加了支部局的工作。他们借助王明势力来捞取个人资本，紧紧跟随王明大搞宗派活动，也成为王明教条宗派的骨干。至此，王明教条宗派在中山大学逐步形成。
曾经参加过王明教条宗派活动的袁孟超(袁家镛)，叙述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次派别活动：
“我参加过王明宗派活动的一次人事调整。有一次，在李竹声家里开会，我作为年级支部书记参加了会。会是王明召集的。会上说中大经过风波之后，要配合米夫，在领导层中把中国同志结合进去。决定李竹声任中大教务处处长，派王宝礼作中大总务处副处长。……中大调整班子时王明在这个秘密会上推荐了两个人，从这点看，王明有小宗派。”[1]
毛齐华则指出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的宗派小集团取得联共和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在学校里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这些人，对马列主义的书本是啃得多一些，一讲起话来就引经据典，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在哪月哪本书第几页上怎么说的，不用翻书，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仗着能说会道搬教条，骗取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然后又利用第三国际的威望来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王明，作风很不正派，善于在领导面前吹吹拍拍，因而取得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完全信任。因为他得到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他又以此为资本，去骗得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他没有错。到后来就形成这样的局势：第三国际的领导就是看人不看事，盲目地表示信任和支持，认为他们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2]
应当指出，王明教条宗派，是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由米夫扶植起来的。王明教条宗派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的。王明教条宗派打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时，米夫不但背后策划，而且公开站在王明教条宗派一边。因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形成的王明教条宗派，实际上是米夫、王明教条宗派。
王明于1929 年3 月回国以后，米夫也于1929 年夏辞去了中山大学校长职务。但这个教条宗派的主要成员仍然与米夫和王明保持密切联系，而且继续进行了一些宗派活动。杨尚昆同志就认为：“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1]
因此，在王明离开中山大学以后仍把中山大学内的教条宗派称为“王明教条宗派”，是必要和恰当的。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期间，以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政策而留下了深刻教训。他们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任人唯亲，以我画线，对不同意见者一律排斥，无情打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组织上的这种宗派主义政策，在中山大学期间就有着一系列的表现。“江浙同乡会”事件，就是一例。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以后，虽然取得了米夫的绝对信任，但在广大同学中间仍很孤立。“多数同志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籍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2]
一直受到王明等人排挤的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于1927 年11 月进入列宁学院以后，仍然时常来中山大学，而且深得广大同学的拥护。他们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在学生中有较大影响，成为王明等人进行宗派活动的障碍。因此，为了进一步打击异己，巩固在中山大学的权势，扩大在党内的影响，1927年秋，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
“江浙同乡会”当时被说成是“反党小组织”，“江浙同乡会事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是怎样出现的呢？还是先看看原中山大学学生的回忆。杨放之叙述了“江浙同乡会”出现的背景：
“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当时，俞秀松等虽是学生，但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苏共人员创办中山大学，也要依靠中国同志，吸收中国学生帮助俞秀松工作。俞秀松等在教务处工作中，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古尔的信任。但阿古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古尔，这就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1]
被打成“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孙冶方，详细叙述了“江浙同乡会”的由来：
“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乌兰夫)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秦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院的陈启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当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的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其中陈启礼、左权两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2]
把流言“添油加醋”当成证据，这是古今中外搞诬陷的惯用伎俩。盛岳这个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对此并不忌讳：
[1] 《杨放之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 辑。[2] 《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第229 页。
第二篇 留苏受宠“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方法可谓屡见不鲜。”[1]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应王明等人的要求，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江浙同乡会”事件，而且请来苏联格伯乌(k·p·u)人员参加调查工作。他们轻信王明等人的汇报，并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在第一次调查后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
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后，虽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但他们并不满足，还要借此事件提高他们在中国党内的地位。于是，他们又找到当时在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的向忠发汇报说，有人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应当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注意。
听了王明等人的汇报后，向忠发不作调查，就来到中山大学就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发表了讲话。
向忠发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 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
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如第三党)里去，反对c.p；3. 留在党内捣乱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2]
向忠发来中山大学讲话后，不但引起了学生中的极大混乱，人人自危，也使学校的处理手段更加严厉。在有格伯乌参加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开除12 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遭到株连。
王明等人制造“江浙同乡会”事件，是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的。米夫和王明一方面要利用“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击中山大学内的反对派，巩固王明教条宗派在中山大学的地位；另一方面要通过“江浙同乡会”事件，扩大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
1928 年6 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一直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工作。由于“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文件的起草、翻译及服务工作需要一批人员，所以决定从中山大学抽调一部分人参加大会工作，这为米夫扩大王明在中国党内的影响创造了条件。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
参加中共六大是王明第二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虽然他这次也不是大会正式代表，仍以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工作，但王明利用大会第二天(6月19 日)通过的“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全部给以发言权”的机会，开始在会上进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夸夸其谈。
可是，王明的表演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引起了广大代表的抵制和反感。在6 月23 日大会主席团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主席团讨论后决定：“鉴于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被指定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切实际，主席团经过讨论决定：仍允许他们发言，但须告诉他们不要只重复理论，分配他们去各省代表团工作。” 6 月26日的主席团会议又作出决定：“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生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有时间就不再发言。”给洋洋自得的王明等人泼了一瓢冷水。
不过，有米夫这个靠山，王明就敢于表演。王明又抓住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在“六大”做起文章。
据参加中共六大的张国焘回忆：“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1]
周恩来也指出：米夫在中共六大期间，“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2]
王明把反“江浙同乡会”作为自己的功绩到处宣扬，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中山大学的广大同学对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行径义愤填膺，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中央反映申述，要求澄清事情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