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力量虽然微薄，但不能视姐妹苦难而无动于衷，程瑞芳12月18日日记写道：“今日中午Ｒｉｇｇｓ来了，他的意思叫有丈夫的妇人回去，日兵就不如此找，因为妇人都跑到难民所，外面没有女的。那意思有丈夫回家不要紧，不比处女，若是丈夫一人在家，日兵说他是兵，因没有家。话虽不错，这些年青的妇人也苦。我听（他）一说，我就哭了，因想到自己国家不强，受这种耻辱，何日能雪耻。”尽管难民所里尚且危险重重，但是只要有中国的妇孺求救，魏特琳从来不能无动于衷，12月26日的程瑞芳日记记道：“华（小姐）真好心，昨午出去吃饭，走到大门外遇见老妇人说她女儿被兵拖去了，求华去救她（女儿），华就去追。在上海路上遇着米先生来了，乘汽车一路去，一会就追上了，那兵不放，他们把那妇人坐在车子里……我劝她下次在外面遇见这样的事不要去追，怕华自己受害。今日还有米先生,若是一个人更难。”对于魏特琳的见义勇为，程瑞芳既感动，又为她安危担忧，“华小姐写了信去会日领事，未会着，要告诉他们日兵在外面做的无人道的事。”“有时华（小姐）到日领馆去报告他的军人不好的事，我对华说，报得多他们更要害。所幸还有两个德国人在此，光是美国人不行。现在几个美国人也无法可想，也累死了……我最怕华（小姐）一人遇着不好的，刺死她更不得了。…因有时华在大门口，到南山有点路，简直过的不是日子。有时吃饭他来了，大家都走开，华要去对付他们。一日来几次，又不知他们做些什么，真是提心吊胆。昨晚又进来两个兵,拖了两个姑娘在草地上,真是伤心。从前听人讲他们无人道,现在真的实现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无畏的华小姐，一个永不言退的华小姐，但程瑞芳说：“华（小姐）胆大，她不怕，不过可怜那〔哪〕有不怕的（人），”她观察到，魏特琳在进入有日本兵闯入的屋子前，先要“嗨六（哈罗）”一声，然后慢慢地进去。确实，人人面对危险都会心存恐惧，魏特琳也不例外，是正义和博爱使她战胜恐惧，一次次挺身而出。
除了尽可能防止性暴行在难民区发生，更繁难的事是难民的生活救助。魏特琳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救苦救难、感天动地的英雄，而程瑞芳和金女大其他的中国教职员工们则是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1万多人的难民集中在一个不大的校园中，睡觉，供水、吃饭都要解决，仅仅粪便处理一项就是一个大问题。很多难民被日本兵多次抢掠，甚至被抢走了最后的被盖，她们是两手空空来到金女大，12月南京的凄风苦雪如何度日？中国的员工们心在流泪，她们只能默默地工作着，仅其所能为难民服务，每天两个大炉子供应难民热水，洗脸和饮用，就让她们“忙极了，累极了”女大难民吃饭是由金女大门外的红十字会粥厂每日供应难民两次粥，但那些没有钱吃饭的，金女大就将学校存粮拿出来分给难民，并发给没有被褥的女难民棉被。还有打扫卫生和组织管理，一万多人聚集的金女大，昔日美丽的池塘成了洗衣塘和洗刷马桶的地方，窗户和花木上晾满了各色衣被和尿布，小孩子到处随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魏特琳和她的中国同事们发挥出色的组织能力，把难民们组织起来，通过一些活动自我服务和相互服务（比如以工代赈），让金女大难民所成为“模范难民所”。难民所逐渐建立起秩序，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难民！”
对程瑞芳等中国同事们忘我精神和高效率工作，魏特琳发出由衷的赞美：“程夫人在过去几个月里真是棒极了，非常了不起地应付了各种情况。她组织了大约100名最穷的妇女，正在将原先为伤兵做的衣服改做成平民穿的衣服。她每天付钱给她们，这些钱足够她们买额外的食物，她还将她的医务室从我们的饭厅移到该楼的两间西北的屋子里，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医务室，她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护士帮忙。明天我们还要发动妇女除草。”，“早上……有363人接受了疫苗接种，程夫人组织得有条不紊，没有一声抱怨。”“程夫人和她的助手们组织了大约100名妇女从事缝纫工作，还有19人除草。我们用这种方法对校园里的那些人实施现金救济。”陈先生（陈斐然）则接管了管理不善，克扣难民的粥厂，在米饭中掺入小麦和豆类，改善了难民的营养状况。对另一位工作人员罗小姐魏特琳评价道：“罗小姐正在默默无闻地调查附近穷人们的情况，并发放我们的救济物资，她干得很不错。本周末她将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发放100件棉衣。”
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日记都以女性特有的对生命的敏感，记下女人在战争中的特有的苦难：怀孕、生产，不会因炮火的轰响而停止新生命的到来，女人只要活着一天，就不能丢弃哺乳、养育孩子的责任。难民区里几乎每天都有生有死“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下午又生了一个小孩，现在是生死都有，还有五六个妇人快要落月呢。”12月13日，就在屠城之夜，“今日又生了两个来世吃苦的小孩，这些月母子也苦，睡在地上。” “几天又添了四个小孩,有两个小产的。”到1938年1月14日魏特琳的记事本记录，生于金女大难民所的婴儿有37个，死亡27个。在恶劣条件下，有两个孩子得了白喉，还有的腹泻、疟疾，有的孩子老人就悲惨地死去了。程瑞芳既要为死去的难民找棺木，还要为孩子接生，为生病的孩子找药。她抱怨，她哀叹，“死在炮弹之下比活着受罪强”，但是抱怨完了还要去帮助那些更无助的女人。在最艰难的时刻，魏特琳仍然想办法搞到一些奶粉和鱼肝油。因为很多中国贫苦妇女不会用奶粉喂婴儿，难民所还要提供这项新的服务。“程夫人现在无法作更多的事了，她和她的三个助手，要给34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战争给女性带来的还有另一重苦难，就是如何处理性暴力留下的孽债。大学医院的美籍医生史德蔚在1938年底的日记中记叙，几个月来，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要求“卸掉”“不受欢迎的包袱”，作为基督教徒虽然感到堕胎有悖教义，但他认为“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并戏称自己为“南京的第一号消灭日本人的人”。魏特琳亦和几个同事去几位天主教修女处探望过29个可怜的弃婴，他们被遗弃的原因是他们的父亲很可能是日本兵。其中有6个小家伙大概活不长了，他们几乎都有梅毒。这些孩子被遗弃，因为他们是强暴和“肉欲的产物”而不受欢迎，但孩子又是无辜的，魏特琳对他们抱以深切的同情。为了防止传染病，金女大难民营还请来了教会医院的医生为难民们打防疫针，后期还为难民建了两个澡堂，魏特琳还设法搞来大批的石灰用以消毒和填埋粪便。很难想象，她们是如何承担起如此繁重的工作的。总之，经过工作人员不知疲倦的努力，难民生活景况大为改善，魏特琳最担心的流行病和瘟疫在金女大也没有发生。
以往我们对于中国妇女在沦陷的南京如何生存，如何面对侵略者的入侵知之不多，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日记为我们补上了真切的一课。在灾难突然降临时，她们也曾哀哀哭泣，也曾祈求强盗放过她们和家人，但柔弱的外表下包裹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如程瑞芳在日记所述：“恨不得有刀刺死他们”。在日本占领者在南京燃放烟花，庆祝天皇生日时，实验班的女孩子们尽管有麻木的，但也有“阴沉的冷漠”，有“拒绝观看”的，也有低低啜泣的。还有3个女孩瞒着家人欲逃出南京投奔“西部”（后方），被家人追回后，蒙着被子大哭。中国妇女遭受的战争苦难是如此深重，但她们内心表现出来的坚强和刚毅，让魏特琳由衷佩服。她赞美那个失去父母，准备勇敢地承担起养活3个弟弟重担的年轻女孩；赞美那些振作起来，加入到“金陵团队”从事学习和其他团体活动的难民所姑娘（其中有曾被强奸过的姑娘），她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无法像她们那样勇敢地面对生活。”……魏特琳最鄙视那些汉奸，她记录下许多不识字但颇有民族气节的女性--一位丈夫被杀的瘦小的女人，靠给人洗衣服、缝补养活她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她说她不愿为日本人工作，尽管那样可以挣多一倍的钱。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生死场上，中国妇女也曾冒死救助素不相识的同胞。如1937年底，日伪把难民驱赶到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大学强迫登记。男子如无妇女认领，就指为军人拉出去（极可能无法生还），“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他（她）不认得他们，她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青女子也是出来认说是她的哥哥，回到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可佩。没有人认的就带走。”
1938年1月，日军下令关闭南京所有的难民收容所，裁撤国际安全区，强迫所有的难民都必须回到自己家中，接受日伪政权的管辖，并虚伪地宣称保证难民安全。但是许多难民回到家后，仍遭到日军的抢劫、强奸甚至惨杀，妇女们又纷纷仓皇逃回金女大。魏特琳听到她们的哭诉后，“心为她们痛楚”。 “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3个小时内她遭到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为了救助这些妇女，她不顾日军命令，毅然决定让那些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妇女继续留在金女大，直到1938年的5月底，国际安全区早已裁撤，其他难民收容所也都关闭，金女大仍然收留有数百名妇女。一方面为了有理由能够继续保护妇女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救助孤苦无依的妇女，魏特琳在3月份创办了22个难民班（10个高中班，5个小班，7个扫盲班），5月又创立了职业训练班，教给她们织手巾、袜子等手艺。9月，又为失学女青年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收有170多人。
早在日军屠城继续中，魏特琳就已想到未来的战争康复工作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魏特琳经常耐心地听那些逃来金女大的妇女讲她们悲惨的故事，尽管她很无奈，但让那些家破人亡的妇女能够倾诉，也是一种心理救助。同时，魏特琳需要了解侵略者更多罪行，唤醒人们的良知。在她日记中，记录了许多难民所妇女讲述的悲惨故事，有时还亲去调查，如“11点30分，马吉[14]和我去城南拍了一些有关一件惨事的照片：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2次。这件事残酷得让人难以置信。”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她诉诸人类的良知，也首先寄希望于各国的妇女来制止战争，包括日本妇女。她说：“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如果日本的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残忍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
魏特琳为妇女们做的另一件事，就是为那些失去亲人妇女寻找丈夫和儿子向日伪当局请愿“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仍在继续……这两天有620人签名。她们是多么悲伤、多么令人心碎的女人啊！她们眼中饱含着泪水，我们试图让她们对请愿书不要抱太大希望，许多家庭的唯一支柱被带走了……”到1938年的3月22日，魏特琳递交了一份有1105名亲人下落不明的妇女签字的寻找和释放关押亲人的请愿书。尽管她知道这样会招致日方对她更深的敌意，但她说：“要是所有这些妇女的儿子和丈夫都能安全地回来，我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