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战是十九路军从拥蒋转到反蒋的分水岭，这一战使十九路军出现根本转变，除了因为战前双方长期积累了猜疑和不满，更在于战事期间双方的认知差异与行为对立被人利用。
蒋光鼐曾指出，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战是十九路军从拥蒋转到反蒋的分水岭。（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17页）这一战使十九路军出现根本转变，除了因为战前双方长期积累了猜疑和不满，更在于战事期间双方的认知差异与行为对立被人利用。
对淞沪抗战的不同态度在抗日问题上，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存在重大的认知差异。上海战事打响后，十九路军反对任何妥协退让，坚持抵抗到底。蒋介石则主张“速了”和“不扩大”，无意与日方决战。2月10日至12日，上海战事出现短暂沉寂，南京即“令蒋、蔡勿战，谓外交有办法，蒋愤蔡懊丧，但下级仍主不退”。（《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7），第507页）蒋光鼐、蔡延锴在一年后的通电中承认，他们于“一·二八奋起淞沪之抗战，并在战中极力主张扩大事态，到处起而抵抗”。（《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426页）南京方面则认为十九路军“径以个人虚荣心理迎接战争，太不考虑最高统帅部的整个战略”。（黄旭初：《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20]》，香港《春秋杂志》第123期[1962年]，第14页）在不同认知支配下，双方各行其是，十九路军一再调高此次抗战之预期，蒋介石则有坐视不救或乘机打击十九路军之嫌。调高抗战之预期主要是指十九路军在战时至少三次拒绝主动退却。2月9日，何应钦、陈铭枢建议十九路军后撤，蒋光鼐复电认为“遽然撤退，示弱于人”，“政府更受人民攻击”。（《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251页）2月27日，蒋光鼐终于下定主动后撤的决心，并已发布命令。张治中又担心后退于蒋介石不利，“中伤者则又将多所指责”，向蒋光鼐及蒋介石提出异议，最后蒋光鼐决定“誓死守原防地”。（《“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38页）3月1日，蒋介石“密令十九路（军）返昆山……但贤初尚坚持，大约总支持到三月三号”。（《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7]，第517页。）至于蒋介石坐视不救或乘机打击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延锴的回忆已多有披露，甚至蒋介石方面后来整理的史料也有所透露。如参谋总长朱培德打算抽调驻海州的梁冠英部增援淞沪，蒋介石批示：“海州空虚，梁部万不能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449页）围绕增援十九路军的问题，据说陈铭枢曾与蒋介石当面闹翻。2月23日，十九路军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求援，蒋答以“各部队均未集中，何能增援”？要蒋、蔡撤退。（《陈铭枢回忆录》，第104页）对立与差异被放大然而，对双方关系“伤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些差异和对立本身，而是这些差异与对立被各种势力利用和放大。
沪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重执政柄，胡汉民和孙科先后下台在野。失意的胡、孙极力利用沪战煽动反蒋。对于调动张治中第五军赴沪参战，胡汉民、孙科不是认为蒋介石在与他们争夺民众，就是认为第五军的增援与蒋介石无关。3月2日中方军队总退却后，胡汉民声称蒋介石“先密令张、俞（指张治中、俞济时）撤退浏河，蔡廷楷（锴）不知，迨蔡军势孤，乃不得不退”。（《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5册，第653页）不啻说蒋介石有意借日本人之手打击十九路军。第五军将领对此愤愤不平，3月9日，俞济时向蒋介石报告“十九路（军）驻沪人员声称此次全线撤退系因浏河第八十八师部队先行撤退”，“显系别有作用”。蒋介石只好指明“先被（日军）击破之地区系小场庙、夏家荡间”，（《事略稿本》（13），第379页）这是十九路军的防区，当然这一“澄清”可能再次被利用和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