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彪和江青为了彻底打倒贺龙，大肆造谣和诬陷贺龙，并称其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夺权对其进行调查，在调查中贺龙遭到极大的迫害，断水40天未吃一粒药，现在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下吧。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贺龙专案工作抓得更紧了，多次听取案情汇报。
他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问题(即所谓历史上‘投敌叛变’和现行的‘二月兵变’)。
而历史上的叛变问题的关键是1927年8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发过四封乞降电报，和1933年国民党反动说客熊贡卿到红3军招降贺龙。
这些问题是你们的主攻方向。”
按照康生的旨意，专案组将上述两个问题列为贺龙“叛变通敌”的核心，拟定详细的审查方案，集中力量进行突破。
与贺龙有关的其他分案也围绕这个“核心”运转。
同诬蔑贺龙在1933年企图“叛变投敌”一样，所谓1927年8月贺龙向蒋介石等发过四封“乞降”电报，是红卫兵在翻阅旧报纸时，在北平《晨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
专案组认为，南昌起义发生在南方，既然北平的报纸有这条消息，南方几省也可能有类似的消息或报道。
为了印证《晨报》这条消息，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分赴江西、湖南、江苏、安徽等，查阅敌伪时期的档案、报刊等资料，但毫无所得。
为了查清四封“乞降”电的情况，专案组便想到了两位知情人：一位是唐生智，他曾是贺龙的顶头上司。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当时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另一位是陈浴新，唐生智的亲信，被安插到贺龙的第二十军任参谋长，对贺龙进行监视。
南昌起义后，他带了一部分人员叛变，逃回武汉并发布了通电。
所以，专案组认为，唐生智是贺龙的上级又是收报人，应该知道此事;陈浴新是军参谋长，贺龙发电报应该同他商量，并让他去承办，他更应该了解内情。
于是，专案组决定派人分别去长沙和南昌，组织专门班子，就地办唐生智和陈浴新的学习班，对这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轮翻批斗逼供，他们招了又推翻，翻来覆去，最后，实在受不住专案人员的折磨，只好瞎编。
陈浴新甚至“一字不漏”地将四十多年前的4封电报都全文写了出来。
这实在太离谱了。
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也不得不承认“这电文有水分”，但他又说：既然“陈浴新承认发过这样的电报，应该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