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撤退的时候，并没有通知全体队员
一九五三年一月，作战了十几天的陈本江准备撤退。他本人带著林三合、陈银、林素月由后山逃走，陈春庆带了陈通和、陈炎树、王仙景等人由坪林方向离去。据陈桑说，他们撤退的时候，并没有事先通知全体队员。
到了二月中旬，逃到深山的队员因为无法突破包围圈，而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没有办法再支持，一百五十多名队员集体弃械投降。
前后六十四天（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的围剿，共有四百多名队员及村民被捕，数十名被打死。一家人被同时抓住的不少，如陈金碇、陈溪俊、陈万居、陈秋永、陈贵五位兄弟，村长陈启旺和儿子陈田其、陈春英、陈春阳兄弟，许希宽、许东茂兄弟等。
躲藏在山中的周朝木，后来因为没有粮食，活活饿死了。少数几个人失去了踪影，从此下落不明。
六月中旬，陈本江、林三合、陈银林素月在高雄被逮捕。他们将其他逃亡同志可能去的地方，提供给了保密局。年底，陈春庆、许再团、王再团、林仙景等人，在淡水被捕获。
青苔和杂草，占据了半倾的土角厝
听著鹿窟旧事，我们走在黄尘滚滚的山道上，不知不觉深入山区。陈桑一路上时而昂扬，时而沮丧的情绪，突然间跌宕到最低点。
“唉！”他颓然指著对面的山峰：“那些房子都没有了！”顺著他的手势，我们只看到对面有一小块光秃了的地带。陈桑说，那里曾经是基地的一部份。
这么多年了，就算没有人蓄意去破坏，木搭草盖的房舍，恐怕在风吹雨打下，也已朽烂倾圯。如今，我们连通往当年基地现场的路都找不到了，再过些年，也许连这点痕迹，都要被无情的大自然掩盖了吧了。
我们离开山路，在浓密的管草和树林中前进，寻找几名被枪决的坟墓。偶尔，陈桑会在一堆蔓草中，指点出半倾的土结厝，告诉我们这曾是某人的祖厝。仔细端详，青苔和杂草早已占据了它们，以至于连房子原有的轮廓，都无从想像了。
很意外地，我们正披荆斩棘的时候，巧遇了另一位本案的当事人。他戴著斗笠，皮肤黧黑，外表上就像一位平常的农夫。几年的牢狱生活，似乎并未摧残他的健康。他蹲在草丛中，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们聊著，手中的镰刀砍起了一堆乱草。
习惯山林生活的他，在出狱后又回到了鹿窟。人散了，基地没了，但是，山林总是还在吧！鹿窟村也好，光明村也好，对于像他这样只愿寻寻常常过日子的人而言，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锐利的管草，割得我们手脚都伤痕累累。皮肉之伤，总是好的很快；但是，心灵的伤呢？
一九五三年五月，自新的廖妈福、陈本江等一百八十五人被释放，其他两百四十五人被起诉并判刑。
许希宽、陈义农、廖木盛、陈田其、陈朝阳、陈春英、周水、林茂同、萧涂基、林金子、余福连、王忠贤、廖西盛、黄伯达、高火旺、陈万居、詹清漂等八十五人，死刑。
许东茂，无期徒刑。
陈笃恭、黄烟秋、王文山、陈新发、陈清、李石城、秦斗盛、林水旺等一百六十四人分别处八年到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被判死刑的，分别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六月二十五日及翌年的一月二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在台北马场町（今天的萤桥）枪决。
连未成年的儿童也要坐牢
基地的主要干部，大部份都没有被判死刑，有许多人甚至以自新释放。被处死的，很多是鹿窟村当地的村民，或是上山参与革命大业的下阶层群众。
一些未成年的儿童，也被判有罪。如王文山，被捕的时候才十五岁，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刑。
我们离开树丛，来到当年的临时联合指挥所鹿窟光明寺。
当年，被逮捕的队员，以及附近被抓来审问的村民，都集中在光明寺的广场上，分成男女两边，有的还用绳索绑成一串，大家排排坐。
如今，光明寺经过扩建，已经看不出当年的痕迹，只有宝殿上的佛像庄严依旧。
八十多岁的庙公，由于年老力衰、双耳重听，没有办法明确地回答我们的问话，只是不断热情地重覆著：“入内奉茶啦！歇困一下！”在我们高声追问下，他才如梦初醒地回答：“有啦，那时官兵真正多，住真久才离开。”“当时官兵他问我真多，要我带路哩！”两位路过的老伯，脖子上搭著毛巾，一副登山健行的模样，也成为我们询问的对象：欧吉桑，请问您们知道“鹿窟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