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胡振远”非常狡猾，反侦察能力很强。８月１６日，侦察员发现卞树棠去中原公寓找“胡振远”。当天晚上，侦察员去中原公寓查了一次店，第二天这个“胡振远”就搬到福源旅馆去住了。２２日，“胡振远”从天津乘车回北京。到丰台，他对检查人员说是去保定，他拿的也是到保定的车票，车到高碑店，“胡振远”突然下了车。由于我们侦察员是新手，以为他到保定才下车，没有准备，对其失去控制，不知去向。侦察员到保定后立即会同河北省公安厅和保定地区公安处组织力量查找。
密捕卞树棠，突审破全案
８月２７日，侦察中发现香港来的商人王永祥已将款交给了卞树棠。有了这个证据，２８日，杨奇清副部长指示将卞树棠密捕，突击审讯。卞树棠供出“胡振远”就是秦应麟的化名，真正的胡振远现在甘肃兰州。当问到秦应麟的去向时，卞树棠交代：２２日秦应麟发现有人跟踪就潜回北京。他到丰台，还怀疑有人跟踪，不敢直接回北京住处，就潜逃到河北省定兴县城东韩家庄卞树棠的表叔张福东家，写信委托张福东到天津找卞树棠问香港来款之事，还让卞树棠取到款后立即回北京与他见面，并速告胡振远在兰州的具体地址，秦应麟准备逃往兰州。
问到接款的事，卞树堂交代香港商人王永祥带给他的是中南银行的汇票港币６０００元，折合人民币２９５５万元（旧币）。他已委托在德康药房的师弟李惠远从人民银行取出。卞树棠还供出“天津特别组”通讯员刘景惠（即保密局电报中批准为上尉通讯员的刘景铨，“铨”是“惠”之误），组员钮益培（即保密局电报中批准为上尉组员的齐北光，刘景惠的内弟）、孙毓清、钮益海四人均住在通县垛子村钮益培家，并表示秦应麟的电台十之八九就在那里。根据卞树棠所供秦应麟夫妇分别居住的两处住地、情报组及架设电台的地址，杨奇清副部长分析，在农村开展侦察工作，侦察员很难隐蔽，指示立即破案。
９月１日晚，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参战的侦察人员统一由李广祥指挥，兵分三路展开行动：一路由曹纯之带队去乃慈府街逮捕秦应麟、卞书兰；一路由成润之带队去前门外某货栈逮捕情报组人员；另一路由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有恒带队去通县垛子村逮捕报务员、译电员并搜查电台。
曹纯之等当晚就抓住了秦应麟、卞书兰。成润之等到前门外某货栈，事前已掌握那里潜伏着四个情报员，但只抓到了李慕仁、李光琴、钮益惠三人。成润之等回到侦察科后说，梁锡增外出，没有抓到。曹纯之说，梁锡增是河北某县梁各庄人，赶快用电话通知河北省公安厅去缉拿。成润之立刻给河北省公安厅打电话，请他们派人去抓。因报务员孙毓清等已于８月３１日接到秦应麟的报警信，当晚即将电台拆卸埋藏在钮益培家，９月１日早晨逃跑。所以，到通县垛子村去搜查电台，逮捕报务员、译电员的张有恒副局长等扑了空。
９月２日早晨，张有恒把去通县垛子村扑空的情况向李广祥、苏玉涵作了汇报。李广祥、苏玉涵请示杨奇清副部长后，又从正在侦察国际间谍李安东案的侦察组抽调了一部分人，配合张有恒副局长一路人马，到通县垛子村附近的庄稼地里及各路段搜查堵截。直到晚上，才在公路边庄稼地里的一棵大树下抓到了刘景惠、钮益培、钮益海。根据他们供出的地址，当天夜里就在北京市区抓到了报务员孙毓清。河北省公安厅也于当天抓到了梁锡增。至此，全案主犯、从犯全部落网。
从钮益培家搜查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ＣＭＳ美制特工收报机、发报机各一部，收发报登记簿各一份，密码本四本（“天密”、“美密”、“毓密”、“安密”），波长呼号表，电台零部件，特务身份证明书以及履历表等。从乃兹府街１０号院卞书兰住处，搜查出蒋介石、陈诚、毛人凤发给秦应麟的特务委任状三件，来往电报底稿１７９件（收１００件，发５６件，待发底稿２３件）。电报种类包括人字（内部人事）、情字（军事情报）、治字（政治情报）、经字（经济情报）四种。
审讯秦应麟，追查电台来历
逮捕秦应麟之后，办案人员在乃兹府街４号秦应麟的住处没有搜查到什么罪证，但在钮益培家搜出的美制ＣＭＳ电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因为美制ＣＭＳ电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海军的制式装备，一般的潜伏特务使用的都是小型的美制直交流１５瓦电台。秦应麟的“天津特别组”怎么会使用这么大的电台？他的这种大型电台是从哪里取来的？我和曹纯之、成润之、刘高义等按照杨奇清副部长和李广祥处长的指示，把秦应麟带回机关，连夜对其进行审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