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公安部监测台确定，彭振北潜伏台不在天津。在丰台测出有异常声音，但由于我们错误地判断敌潜伏台不可能架设在农村，我监测台就没有从远郊展开搜索，侦察科也只在市内访查，没有向远郊农村布置侦察。虽然我监测台每天都能从空中截获敌台的收发电报，但在地上却没有找到彭振北潜伏台架设地址的任何线索。
７月中旬，从空中发现彭振北潜伏台向保密局报告汇兑经费的办法。杨奇清副部长抓住战机，组织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和河北省公安厅的领导研究敌情。大家一致认为彭振北潜伏台可能与“天津特别组”有关。
于是，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布置了对秦应麟的调查搜索工作。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在调查中了解到华北军区管训队被管人员、原保密局涞源组分台分台长罗世运和报务员项艺１９４９年９月谈过秦应麟解放前的一些情况：秦应麟原是保密局涞源组组长，１９４８年８月平保战役吃紧时，全组逃到北平，１２月该组撤销。该组特务在北平有家的有胡振远、李庆生。根据此线索，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配合下，从户口方面着手核对。
我（时任侦察分队分队长）和侦察科副科长成润之带领一组侦察员查到原涞源组随组通讯员胡振远原住北京市西单保安寺胡同１８号，北平解放后，逃往何处不详。侦察队队长甄子周和侦察科主任科员刘高义带另一组查到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现住北京市东城区乃兹府街郭宅，与其婶母住在一起，常跑天津、上海买卖中西药品。
根据这些线索，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对卞树棠布置了跟踪监视，希望能从卞树棠那里找到秦应麟的妻子，以便进一步发现秦应麟的行踪，搞清彭振北潜伏台是否就是“天津特别组”。
多方调查，渐露端倪
河北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的布置，对秦应麟当过组长的保密局涞源组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调查，掌握了该组全部人员的名单，进一步了解到：秦应麟，河北省定兴县人。现年３６岁。１９４６年国民党保密局成立涞源组时任组长，活动于涞源、易县和定兴一带。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秦应麟率全组人员逃到北平，１２月该组撤销。１９４９年１月初，秦应麟接受保密局北平站副站长吴宗汉布置的任务，组建保密局宛平潜伏组。秦应麟领了电台、经费后即下落不明。这与在押犯罗世运、项艺的交代以及我们调查的大同小异。
河北省公安厅还查明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也是河北定兴县人，约３０岁，在涞源组辗转逃亡期间帮助转运过电台，现住北京市东城区乃兹府街１０号院南屋，化名金太太。于是，侦察科派人对化名金太太的卞书兰进行了跟踪。
在跟踪卞书兰时，发现她与前门外某货栈的一些人联系密切。据分析，这可能是一个情报组。接着，我们对货栈中与卞书兰接触频繁的李慕仁（秦应麟旧日党羽）、梁锡增（刘景惠的连襟）、李光琴（秦应麟的故旧）、钮益惠（钮益培之弟）也进行了跟踪监视。
这时，天津市公安局也查到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曾在天津市德康药房和锅店街老太和药店当过伙计。经过这一段时间调查，对秦应麟及其重要关系人的情况掌握得越来越具体。
８月中旬，特情报告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情况：有人在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家曾经见到过秦应麟８月初从天津来的信。根据这一情况分析，秦应麟已潜回京津地区无疑。
送款电报为侦察引了路
正当我们对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和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等跟踪调查期间，台湾保密局连续发来电报通知彭振北潜伏台，说由香港商人王永祥送来１０００美元到天津老太和药店交卞树棠转。这几份电报，把案情大大向前推进了。从已掌握的材料分析，可以初步断定彭振北潜伏台就是秦应麟“天津特别组”的化名。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就是彭振北潜伏台同保密局商定的转款人。控制住卞书兰、卞树棠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秦应麟。
然而，就在案情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却找不到卞树棠了，侦察一度陷入困境。李广祥和苏玉涵冷静地分析了敌人的送款电报，估计卞树棠可能到天津接款去了。于是，通知侦察科，立即派出得力的侦察员去天津，配合天津市公安局组织寻找。在天津市公安局的配合下，果然在天津德华医院找到了卞树棠，并继续跟踪。
在跟踪卞树棠时发现，他和一个自称药商的“胡振远”多次联系，这个“胡振远”约三十五六岁。我和成润之等在北京西单保安寺胡同１８号查到的涞源组的胡振远只有２５岁，两人年龄相差较大。这个自称“胡振远”的人，中等个儿，有点发胖，长圆脸，小眼睛，厚嘴唇，脑门上有三条抬头纹，面貌特征与罗世运、项艺交代的秦应麟很相似，口音也像是定兴的。估计这个“胡振远”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查找的秦应麟，于是对他布置了跟踪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