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计划
自称“勿使美对此事卸责”
为了保证谈判达成自己的预定目标，蒋介石积极筹备，确定方针。他在“吉田书简”发表次日的日记中作了如下部署：吉田声明函发表后，我应取之步骤：甲、应即派定和谈代表有力人士，使日可早派犬养健来台，以防其只派商务专员代表也；乙、要求美国参加谈判为中介，勿使美对此事卸责；丙、双边和约必须于多边和约生效前正式签订。（《日记》，1952年1月17日）他认为首要的工作是促使日本“派定和谈代表有力人士”。他担心日本只派遣低层次的谈判代表，那么和谈的政治意义将大打折扣。他甚至具体提出理想的日方人选是时任吉田内阁的法务大臣的犬养健。犬养健不仅位重，他的家族与国民党渊源也深。蒋所以坚持“要求美国参加谈判为中介”，是他很清楚日本一直对与台和谈态度消极，之所以同意与台缔约完全是在美国的高压下促成的，因此，他认为“勿使美对此事卸责”对即将开始的日台和谈十分关键。此项考虑虽为情势所迫，却将台湾当局的弱势和开展“外交”活动时的尴尬暴露无遗。蒋介石也急于完成谈判与签约，要使“双边和约必须于多边和约（即“旧金山和约”--引者）生效前正式签订”。虽然台湾当局已被旧金山和会拒之门外，但若能争取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签署对日双边和约，仍可勉强保住“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媾和这张面皮。
1952年2月20日，日台缔约谈判在台北举行。蒋介石极为重视，除派出“外交部长”叶公超为首席代表外，还成立由陈诚、王世杰、张群等12人组成的“对日和约最高决策小组”，随时会商对策，向蒋汇报请示。日本的和谈全权代表为前大藏大臣河田烈（而不是蒋所属意的犬养健）。谈判过程中，河田烈深知台湾唯恐谈判破裂及急于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完成签约的“软肋”，没有“战败国”的谦卑，而是“据理力争”，态度颇强硬。谈判双方围绕着条约的适用范围、台湾的地位和赔偿三个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争执的核心实际上是“中华民国政府”是否代表全中国的问题，对蒋介石来说这一“名分”万不可失，且要通过对日和约来强化，但日本却不愿轻易承认这一“名分”，它还要为日后与大陆的交往留条后路。3月25日，双方初步达成了妥协案。蒋介石召集台“对日和约最高决策小组”开会，认可妥协案。蒋指令“外交部”尽快完成和约草签工作，日台和谈似乎已近尾声。不料，日本政府于28日提出了一份新十三条建议案，推翻以前的成果。后虽经美国的干预日本外务省再提折中修正案，但还是让前期成果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日本的出尔反尔大为恼火：中日和约吉田又为不肯移交伪满在日财产之故，不恤翻案爽约，此等日人之背义失信，甚于其战前军阀之横狡，其果能独立自由乎？（《日记》，1952年4月15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战前军阀”对中国可谓罪行累累，其发动的侵华战争令中国生灵涂炭，但此时在蒋看来，吉田等日人与之相比其“横狡”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足见蒋对日本反悔的愤怒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