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秘密访华获成功：美方求缓和 中方溯历史

　　学界普遍熟悉巴基斯坦渠道--“从首脑，经首脑，到首脑”的高效运作促成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成功。事实上，早在中美第135次华沙大使级会谈过程中，美方就提出愿意派遣特使来华进行更高层次的会谈，中方在第136次大使级会谈中表示欢迎美方特使来华。但由于基辛格感到华沙渠道过于“拘束”，使得华沙大使级会谈难以为继，美方特使来华问题也由此变得悬而未决。伴随着“乒乓外交”的成功，中美关系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1971年4月，尼克松先后宣布了同中国缓和的“五个步骤”，表达了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去中国的愿望。4月30日，美国的《时代》杂志刊登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记录，美方特使来华问题也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伴随着美国尼克松总统档案的陆续解密，从微观层面深入探究基辛格秘密访华获得成功的原因已成为可能。在基辛格与周恩来会晤之前，中美双方均有改善双边关系的良好意愿，但由于中美对峙长达22年之久，意识形态相左，中美高层领导人无近距离接触，双方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仍存有严重分歧，如何在会谈中弱化分歧，强调共识，则是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本文将基于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和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基辛格档案和洛德档案，从美方为基辛格访华所做的准备，周恩来与基辛格谈判的话语特点，中方外事接待工作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细致剖析基辛格秘密访华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

　　一、美方准备甚周详

　　早在1971年初春，基辛格就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的成员准备北京之行的任务书从一定意义上讲，任务书不仅仅是国安会为基辛格准备的会谈背景资料，还体现了美对华的基本判断和认知。国安会要在任务书中罗列出所有可能涉及的谈判议题、中方的观点和美方所能做出的答复。

　　在北京之行的任务书中，涉及苏联和越南的议题是由基辛格亲自负责。其中苏联部分有可能是由基辛格的助手洛德（winston lord）和美国海军司令（后升为上将）乔纳森·豪（jonathan howe）帮助完成的。后者主要负责战略部分。国安会主管越南事务的威廉·斯迈泽（williamsmyser）帮助基辛格准备越南部分，他和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观点十分接近。有关中国和东亚的议题由国安会主管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高级官员霍尔德里奇（johnh.holdridge）负责。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在国安会内部以极度保密的形式进行的，不允许向外界，尤其是向国务院透露半点风声。为了保密的需要，基辛格未邀请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参与任务书的起草工作网缸。

　　在谈判中，谈判者需做的最为根本的准备工作就是要明确“我需要什么？”和“我的选择是什么？”。前者是最为直观，较容易回答的问题，而后者则显示了谈判者在谈判中的实力，以及对最终谈判结果的影响。华盛顿深知这些准备工作的重要性，所以，任务书要尽可能准确地估计出中国的收益，中国的要求。同时，还有确定美国的要求，以及可能出现的结果。华盛顿预测中国将从美国领导人的北京之行中获得巨大的政治收益-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成为“五极”中的一极；苏联将在同中国的对抗中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但美国的亚洲盟友会因此而引发骚动和不安，有可能造成台湾的国际地位下降，甚至中国今年有条件（驱逐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加大。

　　而美国总体的目标是要从中国那里有所收获，所以，美国要制定出对应的交换物--希望北京运用其在河内的影响，促成越南战争的和平解决；美国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同时，可以继续保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和互助防卫条约；中美关系的发展能使双方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探讨，如：武器控制、发展贸易和旅游、缓解东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等等；中国如何看待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以及苏联的军事实力等问题。

　　华盛顿还特意制定出谈判中应采用的策略：应尽可能让中方先提出谈话的议题，美方可借机感知谈话氛围，从中方的语气上判断他们的底线是什么。但是如果让美方先谈，美会通过讲述有关某个议题的事实，引导中方谈出对这些议题的观点，即“先倾听，后发言，先事实，后立场”；强调双方的共同点，弱化分歧，只要中方不迫使，尽量不谈分歧。如果被迫要谈分歧，要说，“如果……是这样的”，而不要说，“不，除非……”要对中方的强硬路线做到视而不见；待良好的气氛建立之后，再谈首脑会晤的事情。要将首脑会谈同越南停战联系起来，暗示中国人帮助结束越南战争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显然，请中国帮助结束越南战争是基辛格中国秘密之行的重要议题之一。

　　由于这将是双方高层领导人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华盛顿并不非常了解北京的观点和立场，任务书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一种估计和预测。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黑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的任务书相比较而言，这份资料是最薄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美对华认知的有限性，双方的初次会晤将会侧重于广泛地交流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