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血泪的算式：林彪叛逃时专机机组人员走与留

　　“机组谁在飞机上？”

　　“除机组之外还有谁在飞机上？”

　　“飞机为什么会突然起飞？”

　　我急于知道这3个问题，更想知道第一个问题。我顾不得叫上另3名机组人员，转身径直朝临时飞行调度室走去，因为是调度室主任老李叫我们起床的，他一定知道谁在飞机上。半路上碰到机组空中服务员小魏姑娘，她手提两个暖水壶和随身用品，正急忙向停机坪走去，一看就知道她的动作比我们慢了许多。虽情况紧急，但她恪守本职，没有忘记给首长打开水喝。她已经听到了飞机起飞的声音，见到我后第一句话就问：“飞机怎么起飞了！我的开水还没有打呢！”显然，她的想法还停留在正常专机任务上。

　　我被突发事件弄得心烦意乱，没好气地回答：“都不知出了什么大事情了，怎么还想着打开水！”我接过她手中的水壶，一同奔向调度室。调度室的门一直开着，屋里的灯光射向门外。

　　刚到门口，我还没进门，劈头就问：

　　“谁在飞机上？”

　　“潘景寅和3个机械师。”调度室主任揭开了我的第一个谜。

　　我没等调度室主任老李把话说完，就和小魏扭头朝塔楼快步走去。其实，老李也晕头转向，急得在房间里团团转。飞行员的职业本能告诉我，只有到海军调度室才能知道飞机起飞后的情况。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成了追寻三叉戟256行踪的指挥中心。调度塔楼位于停机坪东北方向约30米的地方，塔高20多米，站在这里可以对平坦空旷的机场全貌一览无余。可是，因为是在午夜，外面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当我们跑到塔楼跟前时，看到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们已经将调度室团团围住。他们个个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在昏暗的夜色里，也能看出他们临战时的严肃表情。调度室的塔楼里同样充满了指挥战斗的气氛。标图员头戴耳机手拿画笔俯在标图桌上头也不抬地勾画着；海军场站的领导持话筒不停地呼叫256飞机的代号；林彪警卫团的领导急于接通北京的电话，他们要向中央保卫局汇报北戴河发生的紧急事变。在塔楼的顶层，形成了由陆、海、空三兵种组成的临时指挥部，一个特殊的指挥部。

　　然而，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了，音箱里连一点杂音都没有。机组和在场所有的人，多么盼望能听到潘景寅的声音，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甚至按一下驾驶杆上的发话按扭，音箱里总可以听到一点动静。寂静中，似乎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激烈地跳动。

　　此刻，空军各级指挥部门都已闻风而动，专机师指挥所的人们在紧张地忙碌着，人民大会堂、党中央、周恩来总理也处在紧张的指挥之中。山海关机场小小调度室紧紧连着三军总部，也牵动着共和国的中枢神经。

　　未能飞走的机组人员5双眼睛紧盯着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焦急地观察着飞机飞行动向。海军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手握红色画笔，整个上身俯在圆形的标图桌上，标图桌玻璃版的下面就是小比例的、以山海关机场为中心的雷达监控地图。

　　电台联系不上，也只有从雷达的屏幕上得到256飞机的信息。标图员将雷达传过来的高度、方位、飞行速度等数据，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版上，红色的画笔终于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很不规则的弧形轨迹。我们迫切要得知这一轨迹的去向，然而标图员紧握画笔的手不动了，他的身体慢慢站直，并从头上去掉耳机，很镇静也很职业地说：“雷达员报告，256飞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离起飞14分钟。

　　标图没有了，可我的视线仍然停留在圆桌上，两只眼睛呆滞地在那里发愣，刚才标图员画出的转弯轨迹，像一条僵死的蚯蚓一动不动地爬卧在那里，十几分钟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聚焦在这条不规则的飞行轨迹上面，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已经无法继续获得三叉戟256飞机信息，大家从塔楼上下来，直奔招待所调度室主任的房间，在那里可以了解到飞机起飞之前的发生的事情。这里又成了没有人专门组织的陆海空三军都有的临时会议室。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不同单位的人怀着共同的心情谈论着刚才发生的突然事变。

　　突然，门外冲进一位陆军军官，只见他在房间的中央成半蹲的姿势，手拿着几支“五九式”小手枪，用很熟练的动作退出已经压在枪膛里边的子弹。这些手枪就是从程洪珍等3人身上搜出来的。原来我们跑向机场的时候，程洪珍就站在宿舍的门口，两支子弹上膛的手枪已经插在腰间。

　　陆军从山海关机场撤离之后，又恢复了宁静，然而机组人员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我们5个人不约而同来到机械师们的房间，面对3张空床，人去屋空，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滋味，满脑子的困惑。有两床被子是经过简单整理胡乱叠起来的，有一床被子没有整理，伸手一摸余温尚在。当时离机械师起床还不足50分钟。9月份，秋季沿海的后半夜凉气逼人，身穿夏季布工作服的我，望着窗外空旷漆黑夜空，面对人去屋空的景况，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