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胜过十万大军：参加中国抗战的日本女人

绿川英子墓碑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正忙于应付战事，无暇顾及像绿川英子这样的日本反战作家的正义之举和她的到来。她要用自己始终不渝的真诚和不懈的努力，来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接纳，同时要用更长时间的忍耐和理性，来面对自己祖国的仇视和攻击，面对自己同胞的不理解和咒骂。

　　1937年11月27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在友人的帮助下，坐船离开上海，准备辗转经广州，再去当时中国的抗战中心--武汉。

　　这年年底，她和丈夫在广州与郭沫若相识。她向郭沫若表达了渴望投身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愿望。在两国交战的非常时期，一个日本人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许可，绝对难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行动。在日本过了十年流亡生活的郭沫若，自然非常理解绿川英子此时的心情和她面临的困难，同时也十分钦佩她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勇气和难能可贵的中国情节。 这段时间，绿川英子和刘仁恢复了广州的世界语组织，他们创办刊物，编印小册子，用世界语作为抗日的工具。同时，她耐心地等待着国民政府对她的认可。

　　就在这时，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了：一天，正在广州街头行走的绿川英子突然遇到日机空袭。羊城的天气热得很早。焦急中的绿川英子一边随着人群奔跑疏散，一边用红色的小手绢不停地擦着头上的汗水。突然，几个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地将她绑架进拘留所。在拘留所里，她被诬为“日本间谍”，舞动红手巾是在给俯冲的日本飞机打信号。原来，自从绿川英子一踏上中国的国土后，他对中国政府就一直没有隐瞒自己的日本人身份，所以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直就有特务在暗中监视她的行踪。就这样，一个反战的日本女子，瞬间就成了“日本女间谍”。

　　在国民党特务的拘留所里，绿川英子百口难辩，被以“日本间谍嫌疑”为由，由广州强行遣送到香港。从1938年2月到6月，生活拮据的绿川英子在香港棚屋里困局了四个月之久。直到6月底，在郭沫若等人的积极帮助下，国民党政府才终于发给了绿川英子入境通行证，准许她到武汉。须知当时中国的国情，如果没有这样的特别通行证，作为日本人的绿川英子，是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国境内的。

　　然而，绿川英子并没有把中国政府的这次误解当作一回事，她仍然热衷于中国的抗战工作。她要用自己真诚的努力来向中国政府证明自己一颗热爱和平的心。

　　一到武汉，绿川英子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立即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在郭沫若的推荐下，她立即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负责对日播音工作。具体工作地方就在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室，担任日语播音员，执行瓦解日军士兵的广播任务，绿川英子正式公开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8年7月2日，绿川英子从她在汉口的住处上海路15号，来到设在武汉关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从这天开始，她那柔和而流畅的女中音，就随着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她用流畅的日语向日本国内人民，向正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大声疾呼：“现在是中国广播电台对日播音时间，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时，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这是全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在为谁卖命？又是在为谁效忠？圣战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她那动人心弦的话语，撞击着日军官兵的心灵，使许多日军官兵觉醒、忏悔，有的跳海自杀，有的喊着妻子的名字剖腹自尽，有的拒绝参战。

　　绿川英子的对日广播，非常有效。她用甜美的语言，欢快的节奏，感人的话语，打动着被日本法西斯驱赶到中国充当炮灰的那些日军下层士兵。她的播音像一把钢刀，刺向敌人的咽喉，让敌人惊恐万状，胆战心惊。

　　这时，绿川英子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我爱日本，因为那里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人民。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他们之中谁成了牺牲品，我都会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作为一个妇女，一个人，我本能地渴望和平。作为一个世界语者，一个世界文明的爱好者，我愿意保卫中华，使她不受强盗魔爪的糟蹋。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加入中国军队，因为他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他的胜利也将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