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新疆撤兵,胡宗南贻误战机,马鸿逵、郭寄峤相互倾轧之记载
阎1949年8月18日记:“今日院会提出新疆撤兵案。主撤者认为不撤久则溃变,撤则增兵内地,有补于军事。”
不主撤者谓边疆与内地人心不同,撤兵即须连带地将政治撤退,即系抛弃领土,将来很难恢复。且新疆400万人民中,汉民20万,回民20万,馀皆为新疆原有各民族,撤兵以后,这40万人很难存在,必遭残杀。但撤兵须汽车500辆,需时8个月,方能撤回,经费除已拨200万外,尚需600万。据说,实际上在那里成家的人很多,搬回来亦不过两三万人。会议中撤否未决,众议我考虑两日后,自行决定,不必提会。我以为考虑无用,必须尽两日会见知新疆情形者,了解事实后决定。”8月21日记:“八月十八日行政院会议提出新疆撤守问题案,众议此事关系太大,撤守即是放弃国土,超出一般行政院会议职责之上,不便讨论,应由院长考虑后与代总统及总裁秘密审慎决定处理之。经我两日来考察了解结果,得到三种方案,但均与新疆军事当局陶峙岳司令主张绝对相反。陶之意,无论撤与不撤,必须与苏联签署协定,使苏联强占三区为合理化,此实等于签署卖国条约,撤与不撤,均不能签。于是派大员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周昆田,前往与当地负责人慎密研商拟处。为集思广益,妥商规划,于本晚七时,除秦、周二位外,并邀请内政部长李汉魂,前国防部长徐永昌,国府参军长刘士毅,政院秘书长贾景德便餐磋商,十一时散会,决定由秦、周携带方案,明日先飞西安,再飞哈密,转赴迪化。”8月20日记:“义无返顾的事,是从人定胜天的观点发出来的。尽人事而听天命,脑筋中有一半的松懈。知其不可为,亦不够个饱满的精神。只有人定能胜天的精神,才能饱满无缺。某君第三次劝我考虑对共和战问题时,我告他说:我是坚决的反共,不能谈和。不能谈和的道理,假若天欲灭共,我可能先离开灭共的立场。假若天不灭共,我必不因天不灭共而自杀,我还做人定胜天的努力。”
“李代总统问,贪污成风,列举数大员贪污巨款,将如何查明严办?李并云,恐办不胜办。余答:由办到克服不胜其办。李复云:我们应当不顾一切。余曰:前曾向蒋总裁言,为国牺牲一切不惜,若为贪污者作傀儡,敢告不敏。代总统有闻,即交,山必严办也。”
阎1949年8月21日记:“青海兵团、宁夏兵团、陇南兵团与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在西北作战方面指挥上不统一,致有误战机,减低战斗效率。为统一并加强,决定设立国防部长西北战区指挥所,派大员前往指挥,并决定派前国防部长徐永昌任指挥。徐预定明日前往,与秦德纯、周昆田同行。”8月22日记:“甘肃主席马鸿逵任命之经过。最初一方为郭寄峤争留任,郭、马不相容,欲分城驻节,此主张太不成事体。另一方为留任省主席,马亦不同情。多数立委为马鸿逵争,一日立委代表九人来访,希望以责任内阁之权能处理。余答:我譬如一开汽车者,你们为坐汽车者,你们希望我快达目的地,我何尝不愿,不过我要注意到路上障碍,顾虑翻车。翻车后不只车坏人伤,且亦达不到目的地。余言罢,立委九人齐声响应曰:我们清楚了,不再催。国事无公道,无是非到极点了。余遂循立委之意见,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盖立委无私见,其他争执者,则所抱各有不同也。”
五、关于阎拒辞所兼国防部长、调解蒋李之争的记载
阎1949年9月4日记:“李代总统希望(我)辞兼国防部长,拟以白崇禧接替,未表同意。”9月9日记:“致徐政务委员永昌函:兄昨之言,关系国运隆替,睡醒后颇觉萦系。我意:不只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意。假如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我认为今天我们是病与命相连在一块,治病必致命,不治病必丧命,若不设法使病命分离,恐无下手之法。今欲转危为安,必须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为同是其是同非其非,方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按今日我们的自身,由人上说易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若从事上说,无人不愿国家好,定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应决定何利必兴,何弊必除,规定进度,实行考核,作为我们首脑部救国约法,共同遵守,完成者奖励,贻误者严惩,则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向挽救危亡目标迈进,未始不可有为。此致次宸兄。”9月30日记:“国家需要不去,应即不去。国家不需要留时,自应不留。去留应以国家需要不需要决定。与国家有益,虽手枪吓我,我也不辞。与国家有害,虽万人挽我,我亦不留。”10月2日记:“(与吴忠信谈话)不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破裂之可能。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毁灭之顾虑。接受而毁灭,为众怨所归;不接受而破裂,亦为众怨所归。”吴说:'两害权行取其轻。如何?'我说:两害取其轻,当然。但一害已知,一害未知,无从比较,如何定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