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阎锡山日记：从广州到台湾 逃窜的行政院长

　　三、关于在广州任国民党行政院长之记载

　　阎1949年6月13日记：“于广州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胡适（叶公超代）、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政务委员吴铁城、徐永昌、陈立夫、万鸿图、王师曾。”

　　阎任职后之多天日记，曾述在广州之观感。6月16日记：“到穗之初，见多人，其所言所为，皆有助于共，谁肯打匪，毁谤谁；谁不能打匪，袒护谁；谁可靠，不用谁；谁不可靠，重用谁；感到由首至脚，皆为双料共产党。继思脚共也尚可，首共也何能？遂哑然自笑，但不解其故。久之乃知为私之一字所造成。盖由私所发出来之言行，皆利于个人及小圈子，而不利于整体；不利于整体，即利于自己的敌人。利于敌人，即谓之曰：双料敌人，亦甚允宜。……病与命相连之后，不治，病必致命，治，须病命皆去，真所谓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阎1949年6月18日记：“代总统问：‘这几天处理的国事如何？’我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八字，是描写历史的陈绩，我以为尽合此八字。我们今日一切无数字，一切无专责，认识纷歧，主张各异；军事影响了财政；财政累倒了金融；金融减低了收入；财政又影响了军事，及一切庶政；中央地方一切脱节，指挥不灵；解款扣留，要款无度；军队命令不行，作战无法布置；整理无法执行；总裁未来，非常会议政策未定；处事无法贯彻，真感到束手无策，坐以待毙。锡山既蒙依畀，不惜一切牺牲……，必须谋其事之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不成而后自杀，方对得起国人，交代了历史。此段话对国务会议及全体阁员复述之。”

　　阎1949年6月20、21日记：“向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报告保卫华南之决心与计划；下令全面封锁沦陷区港口。”6月24日记：“北伐成功，国民党可能有五百年的基业，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有学派争，有留学国派系争，争起来无理由的说人坏，无理由的说己好。不说事怎么做，只说人怎么用。掌权之后，不惜无理的违法，擅自批款要款，监察委虽指名算出，妄款支出较正式开支多。自私上眼小如豆，妄为上胆大包天。养成此风纯系是非颠倒。处个人之恩怨应宽，处国家之纲纪应严。已过国家毫无纲纪，个人毫无忌惮。部分高级人员保命护财，早接新朝以冀悻免，成了乐其所以亡的局面。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以致造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境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深感痛苦。”7月1日记：“健谈亡国感--健谈之养成，不是做实事养成的，且不是自修自责养成的。因之健谈的精神作用，在自矜自用，精神是浮的，愈健谈的人，愈不乐于做实事，多系以说代做。所以到广州来，很有健谈亡国之感。”

　　阎1949年8月26日记：“我感到现在各种会议，多呈下列现象：一、背诵图书目录的会议。二、老鼠会议。三、小孩说故事会议。四、逞能会议。五、报复会议。六、矜功会议。七、泻愤会议。遂致发言多离开议题；决议多不依据发言，演至儿戏加深，仇恨加大，造成分崩的恶果。这种会议真是煞人情绪，增人厌心，白废时间，滥费人力，此一端即造成灭亡而有余，真令人不知何者结成此果。古人说：无主乃乱，制度使然，抑领导失当所致，令人不解。健谈亡国，此感在未到广州前，心脑中毫无此观念。来到广州之后，虽感到诐词淫词不适理国，但亦说不出一个名词来。一日忽然感出‘健谈亡国’四字。但何以造成此习尚，思索多日，未得端倪，或为革命尚说，以说动人之遗风乎？！”

　　阎1949年7、8月间日记，因蒋介石7月14日至广州，李宗仁亦在广州，故其“行政院”曾制订诸种所谓方案送蒋、李阅裁。7月4日记：“出席中央党部及粤、穗、省市党部联合纪念周，作就职之首次施政报告。”7月16日记：“拟定保卫华南西北大陆作战方略，缮呈蒋总裁及李代总统。”7月17日记：“在黄埔面谒蒋总裁后，复将报告要点即日缮呈。”7月18日记：“将台湾保卫案及海南岛保卫案送呈蒋总裁。”7月20日记：“中央党部非常委员会，总裁亲自主持，通过扭转时局方案。”8月3日记：“（一）非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保卫华南西北案原则通过；（二）行政院第八十次会议，通过处理西藏地方当局迫使中央驻藏人员撤退案。”8月5日记：“行政院第八十一次院会，奉李代总统令通缉程潜归案究办；并决定对陈明仁撤职通缉；任命黄杰为湖南省主席。”8月12日记：“对美国白皮书发表郑重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