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越来越重视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外资进入中国也不能更多地着眼于“政策套利”——有政策优惠就来，没有就撤，事实上，这种情况只能适应于赚快钱的外资。同样，将“以优惠政策套利”转向通行的国际规则，也是创建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以及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客观要求。
《21世纪》：如果纵向看外资这30年的角色会发现，凡外资进入较早、较多的地方，会激活当地的市场经济活力，尤其是在北方表现非常明显，外向型经济较高的青岛、天津、北京、大连，市场意识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但从外资进入较早的东莞来看，似乎外资也将当地限制在了制造业这个环节，升级动力不明显。如何看得外资的这种似乎矛盾的双重作用?
王珺：这是当前很多地方共同关注的问题：即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和本地区发展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从上到下的安排、要求，都非常清楚：在充分利用外资促进本地区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本地区的自主性。一方面这与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战略性的主动调整相关。韩国就是在处理这个关系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事实上，在中国利用外资比较多的地区，特别是一些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外资利用得越多，自主研发能力也越强。这种相关现象是比较普遍性的。因为利用外资既有利于对方发展，也可以在为外资提供配套服务的过程中延伸拓展自己的营商环境，以外资为参照系，渐渐形成自主发展的体系。所以，外资企业较多的地区，民营企业也是有活力、有规模的。这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共赢、促进发展的逻辑。因此，转型升级也需要在扩大开放与利用外资中积极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