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东莞发展转型升级会比其它地区更复杂一些。那种以为只要通过政策调整，就会马上见到产业升级效果的想法，现在看来未免过于简单与天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才算转型成功?东莞转型，逻辑上的路径：一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重化工业等更复杂的高端生产制造，二是转向贸易、服务。目前东莞转型的战略方向是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并举。假设东莞像纽约那样，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向服务贸易与高端生产制造，其中，高端制造业还有一个成长过程，那么，伴随着这个转型，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有所回落。这种情况，算不算转型成功?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达到过去辉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才算转型升级成功。只要能充分就业，在就业中实现收入的不断增长，同时，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在连续的治理中不断改善，这就是向好的转型。
东莞转型无法复制深圳路径
《21世纪》：与东莞相比，深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主动向高科技转型，目前被视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典范，如何看待东莞和深圳发展路径的这种不同?
王珺：深圳在八十年代后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的时候，就主动调整了战略，提高引进产业的门槛，也忍受了几年的低增长痛苦。到九十年代后期，深圳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作为一个偏僻小镇，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跻身“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主要在于抓住了三次重要的发展机会。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设立，当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开放时，深圳作为特区率先开放，国内外的贸易差价构成了第一波的积累来源。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深圳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窗口，各省市和各部委在现场观察市场经济怎么运作与发展，于是，纷纷到深圳设立办事处和企业，这就带动了第二波的国内投资与人员进入深圳。第三次机会是香港与澳门回归前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样板，又带来了新一轮国家层面的科技项目与基础设施建设。伴随着这种投资，内地许多高素质的高端技术人才也流入了深圳。这些高素质的群体不仅能不断地自我创造需求。而且，他们与原有的省市、部委之间保持着紧密的人际往来与经济联系，从而获得与内地省市与部门之间经济合作的机会与项目就多一些，有了这些机会与项目，就有了许多人在深圳发展与做事的平台。
反观东莞模式：港台中小老板投资，大量内地普通劳动力来打工，人员素质，教育背景、关系网络、社会基础都不完全一样。此外，一个地区形成的一种模式往往与当时的时间与空间有关。一种模式的时间与空间是其他地区不可复制的，所以，即使一个地区想模仿另外一个地区，也因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学不来。
对于东莞来说，不一定把自己定位在每一种产业的科技创新龙头，在珠江东岸，要充分地发挥与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差异化发展的优势，在专业化基础上，扩大规模经济，也可以在不断提高附加值中实现收入增长。事实上，观察一些企业的选择可以发现这种逻辑的现实性。比如说，作为东莞知名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步步高的转型升级是一方面把80%以上的生产制造环节外包给附近的大约1000多家中小供应商，减少自己的直接生产活动，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开发与设计投入比重。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有4000多开发设计人员，占整个员工的20%以上。不过，由于引进这些开发设计人员需要花费的各种安置成本很高，所以，该公司主要不是把人才引进来，而更多地把设计中心建立在人才聚集的大城市，诸如深圳、上海与南京等地。假设越来越多的大企业都按照这种方式把不同的生产环节配置在不同的城市，那么，城市之间的专业分工就会进一步得到深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企业的选择，不是每个城市都会形成每个产业从研发到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很可能是“龙头”在一个城市，“龙尾”摆在另一个城市。而作为“龙尾”的城市，由于有利于实现专业分工的规模效率，依然可以实现收入增长。同时，城市之间有了分工效率，也会增进整体福利。
《21世纪》：换言之，东莞的角色就是一个经济腹地，而不应一厢情愿的想着去做一个什么中心之类的?
王珺：任何一个城市都想发展每一种增长潜力较大的高新产业，都想做每个产业的创新龙头，能不能做成?关键在于企业的选择。如果企业不选择，即使城市规划确定下来，也不一定能实现。那么，如何观察企业的选择呢?这是在交易活动与企业的要素流动中实现的，这种要素流动与交易活动更多地取决于机遇、发展过程以及自身积累。比如说，巴黎希望自己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科技创新中心，也砸进去了许多钱，但是，受到资本市场以及地方文化的影响，当地企业并不愿意投资更多的钱在创新领域，所以，科技创新的龙头地位始终与其预期有较大的差距。
对于一个地区的生产活动来说，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个性化定制与高附加值的品种类型，这也是一种升级。这种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过程很艰苦，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也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当前的东莞转型升级仍然在路上。从这一点出发，看待东莞的转型需要有一个更加宽容、长远的视角，毕竟它在转型升级方面比全国大多数地区先走了一步，这种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
珠江两岸生产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其竞争力
《21世纪》：将东莞作为珠江东岸发展模式的代表与西岸相比，也会发现，实际上是交替“各领风骚”：八十年代西岸依托乡镇企业生机无限，九十年代后很长一段时间东莞依托外资风景独好，2008年以后西岸的活力和风头又盖过了东莞，你如何看珠江两岸的这种竞争?
王珺：珠江东西两岸的比较，核心是生产方式的差异性。受到距离大城市的区位差异的影响，珠江东岸的东莞模式是“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而西岸是产业链相对完整的企业组织。
八十年代，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珠江西岸的企业——这主要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珠江西岸的市场基础好，对市场机会的敏感性很强。当时，国内是一种低收入的短缺经济，老百姓需要的是生活资料与日常工业用品，诸如服装、纺织、家用电器、塑料、饼干与饮料等。在短缺经济下，企业不担心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关键是要获得生产的项目许可与资金、土地与劳动力等资源。如何获得更多的项目许可与资源投入?这就需要突破计划体制的限制，诸如将银行贷款从流动资金转向固定资产投资等，这就带来了日常工业用品生产项目的大量上马，而上马的项目主要是由乡镇企业承担的，在当时既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私营企业。因为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私营企业缺乏合法性。这些因素在珠江西岸率先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因而促进了珠江西岸的率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