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重心转向了珠江东岸——一方面东岸离国际市场最近，同时，土地与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比较明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内处于一个加速更大程度开放的进程中，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正处于以信息制造与应用为推动的快速的结构调整期，亚洲的产业梯度转移与调整也在加速推进，所以，多种有利因素的叠加推动了90年代发展重心向东岸的转变。东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快速发展的典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环境从有利变为不利，更多依赖国际市场的“两头在外”模式就变得难以为继了。所以，在国际市场有利的情况下，对国际市场具有更大依赖的地区会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国际市场不利的情况下，更大依赖国际市场的地区就可能比其他地区会缓慢一些，这就是珠江东西两岸“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原因所在。
如果再深入观察一下，珠江东西两岸的企业在产业形态上存在的差异。作为珠江东岸代表的东莞有很多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生产着多种多样的产品，但是在产业形态上是大致相同的，即主要是从事加工环节的生产制造，而产业链上的其它业务环节，诸如研发、营销等的投入并不太多。所以，产业链是相对不完整的。这也影响了企业的规模。“满天星星缺月亮”曾经是对东莞模式的描述，这就说明了这一点。目前虽然一些本土企业成长了起来，诸如步步高等，但是与珠江西岸相比，这种格局还没有根本性改观。随着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加工制造也需要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以及向精细化等高端方向发展。但是，这种“两头在外”的加工生产方式也会影响到升级的路径。比如说，在订单与销路被锁定的情况下，企业的技术改造所扩大的产能如何消化?企业提高的设计能力是否会增加订单数量?所以，对于这类企业来说，相对于通过技术更新主动地创造需求来说，被动地适应需求会更突出一些。
反观珠江西岸，比如顺德，很多企业家思考的问题是，面临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与需求结构变化，企业怎样才能可持续地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更新设备、需要扩大规模、需要扩充销售力量，甚至需要进入新产业以及需要对高端人才的更大激励等。这些都需要更多地投入。如果自己缺少这种实力，如何解决呢?股份化的制度安排就会应运而生，通过股权设计与规范管理把外部的更多资源动员到企业当中，这就容易推动经理市场的形成，加上一些公司采用的股权与期权激励等，成为外来人本地化的实现机制，诸如美的、万和电器等。正如美的公司创始人何享健所说，技术人才的应用在80年代主要靠本地人，90年代主要靠广东人，21世纪头10年靠全国的技术人才，今后也要更多地吸引国际专业技术人才。靠什么吸引?这些人才，靠的是这种制度激励。显然，珠江西岸呈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企业成长变迁过程，这与珠江东岸有所不同。
苏州昆山未必会步东莞后尘
《21世纪》：同样是外商投资主导型经济，东莞似乎又和长三角的苏州、昆山不同：东莞是村镇经济，而长三角走上了园区经济，原因是什么?
王珺：首先，外商投资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目标市场会有所不同：投资东莞，是“两头在外”，加工贸易后再出口;投资苏州、昆山等地，生产出来的产品有相当部分进入了国内市场。其次，发展起点不一样。东莞在八十年代开始引进港澳资本以及外资，以32个镇为单位，比较分散，当时，还没有整合起来办园区的需求与能力。而苏州、昆山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发展，一方面总结了广东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是适应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集约化发展的需要，比如说，高起点的整体规划，不能各自为政，而是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于是，园区经济应运而生了。此外，与东莞等地八十年代引进的技术设备相比，苏州、昆山等地九十年代引进的技术设备在设备档次与水平上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从产业周期角度看，先引进的地区也是技术更新与转型压力提早来临的地区。再次，两地之间发展的行政主体重心也有所不同，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浙江等地是以县级单位为主，而广东珠三角地区主要以镇级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比如说，改革开放以来，产业集群是浙江与广东产业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是，在浙江，被称为“块状经济”的产业集群是以县为单位的，而在广东的珠三角地区被称为“专业镇”的产业集群则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
《21世纪》：显著东莞外向型以境外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出现一些问题，同样模式的苏州和昆山现在还没出现，未来是否也会步东莞的后尘?
王珺：苏州、昆山的转型和东莞转型路径会不太一样。苏州、昆山的外资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目的，产品最终要本地化，那么他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从生产环节转向研发或市场营销，是有可能的，因为研发主要是靠近市场的。而东莞更多用的是港澳资本，中小老板居多，资本后劲也有一定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它的转型和成长过程。
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要与一些特有因素如社会基础、历史背景、经济条件、产业素质、成长路径结合起来，而不能简单地类比。当然，东莞模式的率先转型升级，这也是一个探路过程，转型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等对后来者会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这也是我们更多地关注东莞模式转型升级的原因所在。
外资在华将告别“政策套利”
《21世纪》：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区域演进轨迹来看，九十年代中期以前重点在珠三角，九十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外商投资重点是长三角，上一届中央政府的战略是希望通过天津的开发开放带动北方的发展，但实际上外资并未如预期那样大举北上，如果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外资的投资路径会向哪个方向走?
王珺：外资的投资路线问题确实很值得研究，要将其放在国际背景与我国发展阶段下来看。八十年代，中国和国际经济的差距较大，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国内基础设施也不完善，一旦向国际市场开放，虽然有比较优势，但是，体制与基础设施不完善，这需要通过优惠政策加以激励。经过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现阶段的中国已经被视为中等收入国家，2013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6700多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需要扩大开放，不过开放的重点是要解决中国和国际市场在经济运行规则上的对接问题。这种对接是一种规则与秩序的建设，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推进国内的体制改革。比如，上海设立自贸区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探索如何使用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这就是新时期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不是像八九十年代那样各地如何营造政策洼地以吸引外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