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教授：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在民间

　　第二个问题，就业问题。这里我先讲一些我亲自经历的事情。2008年11月我被政府派到西欧讲学，因为当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去中国宣传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我在西欧做报告的时候，当时中国GDP增速降到百分之六点几，你们全国上下这么惊慌了，讨论什么农民工还乡了，如果农民工不离开城市怎么办，净讨论这些问题，他们不能理解。我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们国情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欧国家工业化已经有200、300百年左右历史了，农村多余劳动力都释放完了，现在你们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几，而且你们农民多有自己的家庭农场，有自己的住宅，与城镇生活条件一样，还有你们社会保障覆盖全社会。所以对于西欧农民，他们不会进城打工的。所以在人口增长接近于零的情况下，退休工人留下空位置给新达到就业年龄的人填补了。如果你们有2%到3%的增长率，那你们就太好了，新移民可以找到工作了。但是中国跟你们不一样的，我们城镇化率太低，城乡二元结构还继续存在。
　　今天的农民是新生代的农民，他们跟80年代出来那一批农民是不一样的。当年出来那一批人他们根在农村，心在农村，因为外面收入比农村高，他们就出来打工，他们赚了钱首先回家盖房子，生儿育女，他们要回农村，但是今天新生代农民工不一样。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是80后、90后的，他们根就不在农村，他们心也不在农村。他们进城第一个是为了生活比农村好，第二个他们要取得跟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农民的孩子进城为什么不能在公立学校上学，而必须在农民工弟子学校上学？他们一定要转为城市居民。
　　所以在中国，不是我们愿意把经济增长一定放得那么高，经济增长放那么高，我们的环境负担增重了，资源消耗加大了，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这么搞。GPD增长率在6%，在中国就业问题就不得了，中国不在8%之上是不行的。
　　所以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就业问题严峻。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我们应该主要靠民营经济发挥作用。因为新增就业75%是民营经济提供的。你把民营经济积极性再调动起来，你让民营经济负税更少一点，融资的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全国有3千万个个体工商户，一千万中小企业，你政策放宽以后，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生意好做了，每一个个体工商户把自己邻居亲朋好友孩子多招一两人进来，全国增长几千万就业了。一千万家中小企业每一个增加三个人就业，又是好几千万人能够就业了。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发达国家标准有大、中、小、微四个档次，我们中国只有三个档次大中小，没有微型企业。
　　我到重庆考察的时候，他们正在搞微型企业。重庆大力扶持微型企业，什么叫微型企业？包括业主本人在内工作人员不超过20个人，创业的资本低于10万块钱都列入微型企业，这个微型企业政府给他们帮助，减免税额，财政还给予补助。他们在贷款方面给予担保。职工培训方面，政府花钱做，简化登记、注册、银行开户手续。这样民间创业积极性起来，这使得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下岗工人、退伍军人、残疾人、三峡库区移民、拆迁户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这样对于中国解决就业问题是非常有利的。民间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就业问题怎么不能解决？
　　第三个大问题是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先发展后治理模式，或者是边发展边治理模式都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也是不经济的。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放在首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但这个经费来自何处？怎么样使可持续发展变为可行的，这又是下一个阶段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个我们要鼓励民间资本介入。民间资本正在寻找它可投资的场所。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民间的资本介入，现在正在做。第二个我们要形成公众参与监督的机制。我们要建设这种机制，光靠政府监管还不够，要公众监管公众参与。要注意回收、文明消费、节水节能，保护野生动物，环境绿化，所有这些活动没有民众的参与，我们也是不行的。
　　第四个大问题，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建设资金从何筹集。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会不断进城，2009年我们城镇化率是46%，这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如果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10年之后，2019年的时候，我们城镇化可以达到56%，20年之后，2029年的时候我们城镇化率可以达成66%，已经是三分之二。30年之后，2039年我们城市化可以达到76%就是四分之三了，假定当时中国人口是16亿的话，那就是12亿在城里4亿在农村，当然以后还会慢慢提高。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一千多万人进城，这一千万多人包括青壮年，包括老年、儿童、婴儿，他们要进城。一千多万人口除了就业问题要解决，整个的建设问题怎么解决？整个建设问题应该这么看，盖多少住宅、修多少马路、水、暖、电、气的供应，幼儿园、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还有环保设施、环境卫生设施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解决，钱从哪里来呢？财政经费只有一部分可以满足到，包括义务教育设施，还有一些医院设施，还有其他设施由政府承担。大部分钱从哪里来？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中国公用事业发展投资基金。具体设想是这样的，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出一部分钱作为总体资金，金融机构、社保基金、各个机构投资者来投资，这样基金就成立了，发行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债券，以金融债券的形式把广大民间资金积聚起来，可以聚集若干亿元。
　　我们就分期分批搞城市公用事业基金，这个民间就有积极性了。我们用这种办法聚集起来，既解决我们城镇化需要的资金问题，又解决现在政府的困境。现在就两个办法一个是土地，财政靠卖地，卖地能够维持多久？这个不是长远之路，地方政府承担债务，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最后不能负担了，所以只有这个办法，这就是调动民间积极性。
　　第五个问题，人才建设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人力资本存量是不包括在GDP之内的，GDP指标不包括人力资本存量。但是比GDP总量更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人力资本存量。尽管中国现在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国内人力资本存量不如日本。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日本职工技术熟练程度这些方面都超过中国。我们要做到人才强国，或者是人力资源的强国，必须大力培养各级人才，因为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口数量和人均文化技术水平的乘积。两个相乘才构成人力资本的存量。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发挥民间的积极性，这个其中也包括我们高等学校的积极性，包括研究机构的积极性。我们充分调动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我们要形成机制让积极性能够发挥出来，我们要尊重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创新精神和他们的辛勤劳动，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减少行政干预，要有适当激励机制，要发挥协作的潜力。做到所有这些我们就可以早日实现成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