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点就是关于纳税。“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政府收税实际上是调节社会的财富分配，属于二次分配。我这个捐赠属于三次分配，为什么一定要从我的捐赠里再扣出几个亿捐到税务部门?我这完全是做好事，而且是有社会监督的。”曹德旺在会上说。
但是国税总局也有理由：税法是全国人大的法律，国务院无权直接改，要调整得走全国人大的程序，周期太长。国税总局提了个折中的方案，由河仁基金会来代缴税。
证监会、财政部的官员还跟曹德旺说，你捐赠的是股票，价值取决于福耀玻璃的经营状况，如果你因为捐股而不再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对福耀的经营管理会有影响，相应也影响了基金会能够投入到慈善事业里的真正实力。
税的问题曹德旺没甘心，但捐股比例的建议他听从了。“我跟他(政府)讲，那好，我捐一半给你，我继续在这里控股、控制。我会努力把福耀做得更好。—所以我为什么要退出基金会呢，我还是要回头过来、回到福耀集团来，把企业做好，用更多的钱去支持基金会。”
他把捐股数额减到4.5亿股，以确保福耀玻璃的大股东不会变成河仁基金会。这其中的5000万股有点赌气的成分。当时他对几个政府部门说，非要交税的话，就拿这5000万股给基金会交税用。
两天的考察结束后，调研小组返京撰写评估报告，再次递交给了国务院。2009年10月，财政部发出了《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允许企业用股权做公益捐赠，但同时要求捐赠者要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得再行使股东权利、要求受赠单位给予经济回报。该通知一出，实则开启了国内股权捐赠的大门。
调研会后，曹德旺跟翟慧都以为，当年的七八月份就能完成河仁基金会的注册，但接下来的进展之缓慢让曹德旺开始焦虑、担心。
“各部门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都反对还是都支持，而是怎么走程序。为一个新模式的公益基金去调整政策，难度大、周期长，各方面还不是特别成熟。”侨办的许友滋说，在几个职能部门之间，有一些部门觉得可以突破，允许河仁基金会用股权注册。有的部门则认为，如果为了河仁而修法，周期太长;如果给河仁特批，则有损现行法规的严肃性。
曹德旺不想等了。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期间，他通过自己控股的鸿侨海外有限公司减持了1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套现超过10亿元，直接做起了公益项目捐助。
2010年4月20日，曹德旺让儿子曹晖在中央电视台的玉树赈灾晚会上，举起了“曹德旺、曹晖捐款1亿元”的告示牌。5月又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五省区旱灾地区的灾民捐赠2亿元。紧接着，又向福州市捐赠4亿元修建图书馆;向老家福清市捐赠3亿元，修建一座中学和一座寺庙。
“你不批，不批我就拿去卖。如果我不卖那1亿股，后面还不会批呢!主管的人根本不会相信我真的想把这么多钱送出去，所以我做给他看。”曹德旺说。
卖股果然有用。民政部表了态：虽然我们也承认有价证券的价值，但在法律还没有修改的前提下，还是必须用原始货币当注册资金。
侨办、翟慧建议曹德旺分两步设立河仁基金会，先用2000万元现金注册成立，等到跟国税总局对税务问题达成一致，再把股权捐给基金会。2010年6月，曹德旺出资2000万元，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同时，侨办帮曹德旺把捐赠过程的税务问题再次上报国务院。
2010年10月，根据国务院的批示，后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根据国务院的批示，对曹德旺的股捐专门下了一个通知，允许曹德旺不必立即缴纳税款，而是在基金会设立后5年内缴齐。
曹德旺期望的是，这5年里继续推动慈善制度变革，看看未来能不能实现新的突破。“如果这5年间有了新的政策突破，那这5亿也就不一定就要交了。”
“对于这样一个税收处理办法，曹德旺心里肯定还是有疙瘩。做好事还要交税?我们也理解他。”许友滋说，“但考虑到税制的完整结构，如果要动，涉及问题非常多。税收部门也是慎重考虑后，在现有框架内能给予的尽量优惠的政策。5年缓缴期内，可能通胀、股票的增值保值、捐赠企业享受的公益捐赠税前抵扣……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后，基金会的实际负担比较小。另外由基金会代扣代缴，对捐赠人来讲也比较能接受。”
“实际上曹总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现在都已经被磨平了。”翟慧说，按照曹德旺的理想，他希望能把自己在上市公司积攒多年的制度安排经验用在河仁基金会里，制订一份详尽的基金会章程，以实现完全的制度化管理。但监管部门却不希望这个章程太花哨、太个性，以免增加行业的管理难度。
治理结构
“我退出后，就靠制度控制它(河仁基金会)了，我只要求他们制度上面有一条：修改规章制度，需要报给捐赠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是社科院每年《中国慈善蓝皮书》的组织编撰者，也是河仁基金会的咨询顾问之一。初见曹德旺，她觉得曹德旺憨憨的，“不像企业家，像个老农。”但一进入实质对谈，曹德旺数起捐赠资金的现值、五年后的终值、各种税务抵扣，杨团被镇住了。
“他讲数据的时候，我脑子根本转不过来。那些很难算的数字，就从他嘴里很随便地就透出来。而且他算数的时候，跟他平时说话的姿态是一样的，慢条斯理地，但说得让你目瞪口呆。”
在福清，曹德旺轻描淡写地证实了杨团的描述：“上市21年以来，福耀的复合增长率做到30%。我从资本市场募集来的资本总共才7亿，但是分红、派息花了50亿，其中现金花20亿，其它的是送股。整个集团现在所有的自有资本都是企业盈利攒下来的。所以我给基金会算了一笔账，这个股票不能拿去卖，就放在那里。”
能把福耀玻璃带到今天，曹德旺对资金效率的苛求已经入骨。2010年5月4日，曹跟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协议，委托后者把2亿元善款发放给92150万户受灾民众，要求扶贫基金会在6个月内发完救助款，差错率低于1%，还把公益基金行内10%左右的管理费率压低到了3%，被称作“史上最苛刻捐款”。
曹德旺的胞兄曹德淦在退休前是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期做省里的扶贫工作，他都认为，扶贫办能把这个项目的正确率做到60%到70%，就很不错了。王振耀也说：“曹德旺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实际上扶贫基金会转移了一部分成本，各地政府也承担了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