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让法官压力非常大，在经济发达的地方还好，可是在经济落后的地方，法官们就会觉得不值得，我们这有一个县法院，一年跑了20个人，走的都是精英，留下的一般来说都是出去后找不到出路的，水平不行。
一个法院的法官编制配多少？怎么配置，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些都需要深入调研，非常复杂，我觉得人员配置至少要考虑三种因素，一是案源数量，二是当地户籍和流动人口总和，三是经济发展状况，可这些因素似乎很少被编制部门考虑。
现在法院的现实是一方面人少案多，法官们特别忙，另一方面，深入到内部，又有很多闲人，办公室、档案室、会计、宣传等部门的人都有法官职称，占编制，却都不在一线办案，这些基础问题是影响司法改革成效的根本，过往10年，一直都在呼吁，却像一个顽疾，始终没有办法解决。
我觉得法官就是法官，行政就是行政，应该严格分开，这样的改革最应该先推行。编制办每年给我们的编制本来就很少，还得解决一批军转干部，就更少了。到法院内部，以前是办一件案子发奖金，办案多的钱自然就多，现在实行阳光工资，阳光工资以后，干好干坏，干多干少，没有区别。阳光工资当然好，可这样就是大锅饭了，严重影响了法官办案的积极性，更多的法官愿意去搞行政工作了，而不愿意到一线办案。
现在提司法为民，这样的改革目标如何实现，而不是流于口号，应该吸取过去10多年改革的教训。过去10年的司法改革，步子很大，我感觉是有一点太激进了，学者们提出的那些思想听起来很好，但是对中国现状考虑得不够，对国情把握也不够，最重要的是缺乏一个整体的配套措施。
以前改革的模式是各地、各级法院自己摸索怎么搞试点，司法体制一定要改了，但怎么改，作为基层法院，大家不是很清楚。自下而上的模式，全国都不统一，有的快，有的慢，10年下来，成型的可推广的模式不是很多。现在转变为由上而下搞，在中央的领导下，指导全国统一改革。这样看来，步子稳多了，也更容易做一些整体配套措施。
司法改革不能没有律师参与
——台湾司法改革的经验与症结
林峰正
解严近22年来，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在司法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司法独立的实现。过去“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已经被彻底打破，国民党主席因市长特别费遭到侦查起诉，依法受审，这是以往完全不敢想象的。更不要提“总统”和其家人亦因案遭到司法一视同仁的侦审。尽管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对司法施以不同程度的攻诘，但由被告来自不同政治阵营的事实，则约略可看出司法独立不受政治干预的气氛。
但是，台湾的司法体系与整体社会的其它区块相较，其进步程度仍然难以令人满意。
自下而上的改革
1987年解除戒严后，台湾人民可以享受以前若干年一直被限制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权利，于是各个领域的人们发起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要求改革各自领域里不合理的制度。司法改革是这一系列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司法改革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当时，民众对台湾司法体系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法官终身制，人事体系封闭、外人不能插手，司法不独立、法官收红包，错判、乱判等等，民间有强烈的改革要求。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对司法改革的兴趣都不大。反而一批有公益心的律师和法律学者，深信改革的力量必须来自民间，主张不要由上而下进行改革，而要由下而上推动。于是募集1000万在1995年成立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立志于以民间的、持续的、行动的力量来监督司法，建立清廉的、独立的、高品质的司法环境。这些人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又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知道什么地方最应该改革。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成立后，并不仅限于坐而论道，讨论什么意见建议，而是着眼于行动。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法院去旁听，记录法官的言行，看哪些法官迟到、打瞌睡、乱骂人、不认真，然后把结果在媒体上公布，法官的态度开始变好；同时，我们发问卷给律师，让他们给法官打分，开始我们只公布好的法官，发现作用不大；后来也公布坏的，一度有6个法官对我们提出毁谤罪的告诉，大法官会议认为我们是为了公众利益，是善意的，最后决定不受理。这样一来，法官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善。
同时，在解严初期，社会上开始对法治有相当的需求，案件量遽增，司法人员的编制开始开放，一批新的法官、检察官进入司法系统。这些年轻的法官、检察官大多受到解严前10年来的台湾民主运动的影响，大都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改革精神。这一批人就成了后来的法院改革运动、检察官改革运动的支持基础。
自下而上的推动之后，法官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前，司法不独立，审判经常受到上级的干预。法院院长可以通过“事务分配”来决定哪个法官办哪个案子。虽然台湾“法院组织法”规定“事务分配”必须由所有法官在法官会议中决定，但实际运作并非如此，在1993年底前，事务分配是由法院院长来决定的。各法院院长可以决定将一些重要的案件，特别是牵涉政治敏感度或是贪污腐败的案件，分配给他信任的、听话的法官。
第一次针对事务分配的改革来自台中地方法院。1993年12月16日，台中地院9名法官公开举行记者会，要求事务分配权不应属于法院院长，而应属于全体法官。他们同时要求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事务方配，而不是以资历来决定。12月29日，台中地院法官经过数小时的争论和4次投票，以43比34通过决议，未来事务分配交由法官会议中所有的法官决定。许多其它地方法院立即跟进，采取同样的改革行动。现在，台湾法院的“事务分配”由人工抽签决定，也有些是由电脑随机抽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