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现行《法官法》有关规定，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年满23岁，即可担任初任法官。“高等院校法律本科毕业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
依此规定，理论上说，一个大学毕业生甚至可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能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法官选拔制度的这种不合理导致了法官队伍的过度年轻化。一些地方法院法官的平均年龄竟然不超过30岁。
多数时候，一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经验是与年龄成正比的，对法官这一特殊职业来说，过于年轻的人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在英美国家，包括香港地区，通常不会出现40岁以下的法官。而在世界其他各国，30岁以前基本上不大可能成为专业法官，如英国法官的平均年龄达60岁。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62岁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干到91岁。
17世纪英国普通法院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柯克这样说：“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
在普通法系国家中，法官一般从高素质的律师中选任，而要成为律师又必须通过国家律师考试。在美国，法官几乎都是从最优秀、最成功的律师、检察官中任命的，一般来说一个律师要执业10年以上才有可能被任命为法官。荣任法官意味着一个人的法律职业生涯走到了巅峰。
更大的问题是中国法官的人格不独立。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几十年的事实表明，这些规定并没有被完全执行。这造成了中国法官人格的不独立。审判权受干预是一个已经被法律界人士谈滥的话题，而在现有司法制度下法官人格的独立性则往往被忽视。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中，本质上说，中国的法官不过是一名和别的部门官员无异的行政官员，特别是《公务员法》实施之后，法官被明文纳入公务员系列。当司法只是行政的一部分，法官永远没有独立人格。
尽管根据《法官法》，中国的法官分为首席大法官、大法官、高级法官、法官等几类，每类里又分几个级别，但很少有法官炫耀身份的时候显示自己是几级法官，而往往称自己是正处级。法官晋级并不依靠考试择优晋级，主要还是以年龄和行政级别等条件来衡量。而在中国，一名普通的行政官员并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责任。
当选拔、评判标准，得到的待遇，手中的权力，制度的设计等等都和原本意义上的法官不相符，似乎也没理由要求现在中国法官的行为和真正意义上的法官相一致。在英美国家，对法官的任命，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法律。
某西方法官在一次研讨会上曾经说：“实际上，我只要找到一位品德良好的绅士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他正好懂得法律就更好了。”古罗马人给法律下的定义是“一种公正善良的艺术”，而法官则是“仅次于上帝的人”，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显然，以中国的现有制度，法官远没有那么高尚。道德水准和普通人无异，但手中握有更多的权力，法官的腐败多发几乎是必然的。所谓学者型法官，只不过是专业知识更丰厚一些，人格却不见得更高尚，学者型法官和一般法官相比，腐败的可能性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技术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司法改革一直在摸索中前行，从最初的“法律裁判文书改革”，到1998年对司法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框架进行重新部署，尤其是在司法程序上，程序正义、米兰达警告等新鲜词汇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而10年过去，这一改革方向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更有人认为这是造成法官腐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中国司法改革职业化和民主化两条路径业已争论经年，表面看，1998年的司法改革选择了职业化道路，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司法腐败严重。而去年开始启动的这一轮司法改革则走向了民主化，这是对职业化的纠正。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根据一般定义，法官职业阶层，是具备法官职业观念、专业知识、道德修养的一群人，他们胸怀公正理念，以服从法律，主张正义为信念，不受任何党派团体影响，能够得到全社会尊重。中国提倡法官的职业化虽然已经有10年，但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官职业阶层，所有法官不过是行政官员阶层的一个延伸部分。很多司法改革职业化中的应有之义并没有实现。
在近年中国司法改革“职业化”这一大背景下，法官越来越成为一种专业性人才。所谓学者型法官，不过是技术型法官，只是比一般法官更精通法律知识。原来法官队伍鱼龙混杂，所以在职业化过程中，格外重视学历，但现在法官队伍中硕士博士很多，法律专业知识很精通，但决定法官命运的体制条件没有变化，所以学者型法官也腐败，就没什么可稀奇的了。
这是因为于职业化的改革路径遭遇无所不在的权力障碍，职业化中阻力较大的改革都停滞不前，真正变化明显的只是人才的专业化等技术层面的东西。中国法官的职业化，其实是走向了技术化。所谓职业化和民主化，不过是过于简单的归纳，形式上的冲突并非实质性冲突。只有当职业化成为技术化，民主化走向政治化，才会带来真正的问题。
原长沙市中院副院长唐吉凯，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华东政法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事发前仍在攻读博士学位，曾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圣荷西加州大学研修。因主审“湖南最大女贪官蒋艳萍案”，并在全国率先推出解决“执行难”的法院执行机构改革，被称为“明星法官”、“学者型”官员。但为了在换届中“被照顾”，向原湖南省高院院长吴振汉行贿“买官”，并通过中介公司受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