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锦荣感到怒火中烧，他决定对她进行报复。他申请了财产诉讼保全，这样，公司的股权和房产在诉讼期间就不会被转移。接着他注销了冷冻行的营业执照，然后以虐待罪把妻子告上了法庭。
“我要惩罚她，”何锦荣说，“用法律的手段。”
然而，审判结果却令何锦荣大失所望。“我败诉了，”何锦荣说，“法院认定她送我去精神病院，是正常的就医行为。”
一度，这令何锦荣感到难以理解。一个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强行治疗一个月，这难道算是正常的就医行为吗？他百思不得其解，到最后甚至对自己的精神状况也产生了怀疑。为此，他甚至跑到重庆精神病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再次燃起了何锦荣心中复仇的火焰。很快，他以侵害名誉权为由，把广州市脑科医院送上法庭，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万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何锦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他因此结识了很多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他们都在看着我，”何锦荣目光炯炯地说。
时过境迁
如今，3年多过去了，何锦荣诉脑科医院一案仍然处于审理状态，这令何锦荣始料未及。
“法院在用拖延时间的办法暗示我们撤诉，”何锦荣愤愤地说。他认为，“他们不想开启精神病院败诉的先河，因为这样一来，一波起诉精神病院的浪潮在所难免。”
现在，除了法院偶尔打来电话，何锦荣已经很少再去想这个案子。他甚至对她也不再怨恨，现在，她的身份已经成了他的前妻。20多年的婚姻在财富面前化为一摊泡影，留下的不过是几张泛黄的照片。
只是对儿子，何锦荣还感到心痛。出事之后的两年里，他给儿子打了无数次电话，那个尽职尽责的“小秘书”也不厌其烦地接待了他无数次。他写了几十封电子邮件，皆如石沉大海。
后来，何锦荣调出了儿子的手机通话记录，给联系最多的一个号码打了过去——那是儿子的女朋友。他约她出来吃饭，让她转告儿子，他可以不计前嫌。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他的父亲。”
不久，何锦荣打听到儿子去了美院学习国画。他托人找到那个老师，想让他帮忙安排一次会面，但儿子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课堂上。
不过何锦荣始终相信一条听起来有些残酷的逻辑：儿子最终会来找他，“当他需要钱的时候”。
终于，2008年3月的一个下午，儿子来到了何锦荣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朴素了很多，仿佛从豪华的外壳中分娩了出来，完全没有了以前富家子的神气。他说，他现在跟着母亲做一些冷冻行的生意，每月只有不到1万块钱的收入。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他们坐在摆着功夫茶的圆桌前谈了一下午，如同两个精明的商人，谈论生意上的往来。何锦荣说，他最终答应把二沙岛的房产过户给儿子。
那晚，儿子急着要回去，他们没有一起吃饭。看着儿子匆匆离去的背影，何锦荣突然问道：“你那时为什么和你母亲一起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儿子沉默了片刻，苦笑了一声：“当时你不给我经济上的承诺，我不能再背叛我妈了。”
时过境迁，何锦荣说自己已经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商人。他停下了其他生意，只保留一家储运公司，维持日常开销。他想找个信赖的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现在，何锦荣的未婚妻是他公司的会计林靖(化名)。1995年，林靖就来到何锦荣的公司。那时候他们很少讲话，直到出事后，聊天的次数才渐渐多起来。何锦荣发现，他和林靖是同一天生日，她也离了婚，女儿跟丈夫去了大洋彼岸。
林靖长得并不漂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问何锦荣为什么选择林靖，他都笑而不答。如今，时过境迁，当我们再次问起这个问题，何锦荣终于不再讳言。
“在我出事的时候，是她替我管好了钱，没被前妻拿走，”何锦荣说，“我相信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