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经遍游欧美。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他们在自由女神像、巴黎圣母院、尼亚加拉大瀑布前的快乐时光。1985年，他们在中国大酒店举行了奢华的婚礼。同年冬天，他们有了儿子。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让广东成为淘金者的天堂，更让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人们纷纷下海经商，“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财富变成衡量一切的标志。
时代大潮似乎也波及到了何锦荣的婚姻。随着生意越做越好，何锦荣发现，身边的女孩也越来越多。他并不吝于逢场作戏或者一掷千金。在他看来，这无涉道德，不过是财富使人自然而然地转变。
“生意场上的人，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何锦荣说。
他和朋友出入欢场，也去澳门豪赌。一次从赌场出来，一个朋友告诉何锦荣，他即将被妻子扫地出门，因为他们离了婚，而房子写在妻子的名下。这让何锦荣心头一震，他恍然感到“危险”原来无处不在。
“我必须牢牢掌握经济大权，”何锦荣说，“这样凡事才有主动性。”
如今，何锦荣承认，他对妻子的管束不无出于保护财产的目的。一次，他在东亚酒店大堂看到一个男子把手搭在妻子肩上。
“我奔过去就给了那个男人一拳，把他的牙都打掉了，”何锦荣说，“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蹦出的都是‘出卖’、‘背叛’这样的词。”
此后，何锦荣开始限制他妻子和异性的交往，不时检查她的手袋和衣服。
“不为别的，”何锦荣说，“我担心她会被别的男人利用，谋我的财产。”
何锦荣的事业依旧蒸蒸日上，可他的夫妻关系却渐渐变得紧张。他们总为一点小事就摩擦出火药味。一次又一次，他们从日常琐事上把问题扯开扯远，最后以何锦荣的暴力镇压为结束。
1990年，他妻子向法院提出离婚。根据当年的诉讼状，她认为何锦荣多疑、暴躁、易怒，动辄对她拳打脚踢，并对她进行经济封锁。她在诉讼状上说，何锦荣对自己的行为也表示过忏悔，但之后仍然一意孤行。
那一年，儿子5岁，他们最终像很多中国家庭一样，因为孩子而妥协。
可他们的婚姻却变得有些微妙。
一天，何锦荣在她的梳妆台里发现了一摞照片，那是陈雇用私人侦探，把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拍了下来。他继续翻检，发现了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御夫术”广告。那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项目，教妻子如何把丈夫管得服服帖帖。
“我警告了她，”何锦荣说，“我告诉她不要搞小动作。”
但为了息事宁人，何锦荣把一家冷冻行分给了妻子打理。
一度，何锦荣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儿子念的都是最好的贵族学校。初中毕业，何锦荣把他送到英国，进入一所寄宿制私立学校。
“一年预科，三年高中，四年下来费用超过两百万，”何锦荣说。但就在2005年，他收到学校来信，告诉他儿子在学校已经旷课半年。
那晚，何锦荣和妻子芳心平气和地谈到了儿子的前途。何锦荣决定让儿子回国，但是陈燕芳坚决反对。在电话里，何锦荣告诉儿子，现在找钱越来越难，他供不起他在英国这样挥霍了。
对此，儿子显得有些不屑一顾：“你对侄子可比对我好多了。”“那是因为他们比你有出息，”何锦荣回答。
在被送进精神病院9天前，儿子回国了。何锦荣开车去机场接他。一路上，儿子不时抱怨父亲把房子挂在他哥哥名下，对侄子比对他更好。他要求何锦荣给他买车，但遭到了拒绝。
当儿子最终问出那句“财产怎样分配？”时，何锦荣强压住怒火说：“是你的终归会是你的。”
报复
据他妻子管理的冷冻行的员工马文回忆，在何锦荣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前一天，夫妻二人因为财产和儿子留学的事情曾发生争执。就在冷冻行的档口，何锦荣突然掐着他妻子的腰，把她举起来咆哮：“你信不信我把你丢下楼去？”
第二天晚上，一家三口在外面吃饭。饭桌上的气氛滞重而沉闷。没等饭吃完，儿子就撂下筷子走了。何锦荣和妻子铁青着脸，开车回和平西路的家。
当她拿出钥匙准备开门时，何锦荣突然从后面卡住了她的脖子，抓住她的头发，往铁门上撞去。撞门声甚至惊动了隔壁的邻居。
“他疯了，他想杀了我！”她说。
半小时后，神色慌张的她出现在华林街派出所，儿子也赶了过来。他们向警察陈述了何锦荣的暴力行为。
“这是你们夫妻的事，我们不管，”警察说。
“他疯了，他想置我于死地！”
“如果你觉得他疯了，可以带他去精神病院，”警察说，“我们管不了。”
现在，无法断定是不是警察的这句话提醒了他妻子。当晚，她和他们的儿子来到脑科医院，办理了入院手续。她告诉医生，何锦荣已经有20多年的精神病史，比一只发怒的狮子还危险。
“到后来，我已经不敢再说妻子陷害我，”何锦荣说，“如果我坚持我的观点，医生就会怀疑我有病。”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单调而无奈。每天早上，何锦荣喝完稀粥，坐在床上看报纸。中午吃过饭和一个病友打一会儿乒乓球。晚上，那个离婚的护士会过来和他聊天。何锦荣说，他管她叫姐姐，因为怕她有非分之想。
就在何锦荣感到麻木的那天，医院通知他可以出院转为门诊治疗了。为了征得第一监护人的同意，医院给他妻子发出三封律师信，但均未得到回复。不过在何锦荣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医院还是同意让何锦荣出院。
出院那天，妻子和儿子没来接他。当城市的喧嚣再次如潮水般涌向何锦荣耳际时，他流下了泪水。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等何锦荣回到家，他发现门锁已经换了。他给陈燕芳和儿子打电话，空洞的忙音仿佛一把把利刃扎在他耳朵上。
第二天，何锦荣找人把家门撬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副洗劫一空的景象：家具、首饰、西装、提包甚至几十对皮鞋都不见了。这时，他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说他妻子已经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家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