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里的千万富翁
何锦荣说，自己就和《追捕》里的杜丘一样，想尽办法逃避治疗。他先把药吃下去，张开嘴给医生检查。等医生走了，就到厕所抠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买了一个送药的护士，在检查服药时对他网开一面
昨日，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状告广州市脑科医院侵犯人身权一案，在荔湾区法院第四次开庭。双方就医院收治何锦荣是否合法、医院是否篡改门诊病历等展开激烈争论。
在何锦荣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认为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的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是他的妻子。
——《南方都市报》4月15日讯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实习记者 李敏 发自广州
绑架
相框里穿着白衬衫和花裙子的年轻男女站在越秀公园的假山前，男人的手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周围是欢乐的人群。很多年过去了，照片已经有些泛黄，相框也蒙上了尘土，1985年夏日的阳光看上去温吞而孤独。
在另一张照片上，他们靠在一张嫩黄色的沙发上，微笑着面对镜头。房间明亮，沙发和地板上摊满了毛绒玩具。
20年之后，照片中的男人何锦荣坐在相框下面的沙发上，他的婚姻面临破裂。
时值深夜，房间里一片安静，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来自钟表“滴滴答答”的走动。窗帘拉开了一半，从街上透进来的光线给客厅的每一个物件都留下了阴影。
敲门声是在2005年12月21日凌晨响起的，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急促。何锦荣走过去刚一开门，三个彪形大汉就闯了进来。
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什么，一记铁拳就把他打得眼冒金星，鲜血顺着鼻孔直往下流。
“他们说我‘走白粉’，”3年后，何锦荣回忆。他爬起来，想要反抗，但一把铁索锁住了他的脖子，接着右手和左脚被铐在了一起。他就这样被抬下楼，毫无尊严地塞进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他们的动作非常专业，”何锦荣说，“我当时想，完了，我被黑社会绑架了。”
就在这时，借助引擎启动时的光亮，他看见了坐在车后面的人——那是他的妻子和儿子。他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一定是陈燕芳在找人报复他。
噩梦
在广州市脑科医院的诊疗室里，五六个医护人员围上来扒光了何锦荣的衣服，给他换上病人的服装。他说自己没病，但医生不为所动。“你越是说自己没病，他们越是把你当病人看，”何锦荣说。
他徒劳地挣扎、求饶，像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乞求宽恕。当他被“大字形”地绑在床上时，他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将要经历什么。
“我试着和医生解释。我和他们说，我和妻子正在闹离婚。她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是为了侵吞我的财产。”
但是没人相信这个“疯子”的言语。医院的病情记录单显示，医生认为他的申辩是典型的被害妄想。很快，何锦荣被初诊为疑似偏执型精神病，留院观察治疗。
那晚，何锦荣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他被关在医院11楼的重症监护室，同屋的5个人都是严重的病人，经常乱喊乱叫。束缚带依然绑着他的手腕和脚腕。他盯着天花板，一夜未睡，生怕哪个病人会突然扑过来。第二天一早，广播声响了起来。何锦荣看到护士给他拿来了抑制神经的药物——情景如同日本电影《追捕》。
何锦荣拒绝服药，他坚持认为自己没病，激烈地反抗着。一个医生走过来说：“要么你自觉一点，要么我们就强行注射了！”
何锦荣继续反抗，两个护士就过来按住他的头，把一根输药管顺着鼻腔直插进去。这招终于让何锦荣不堪忍受，他决定“配合”。
何锦荣说，自己就和《追捕》里的杜丘一样，想尽办法逃避治疗。他先把药吃下去，张开嘴给医生检查。等医生走了，就到厕所抠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买了一个送药的护士，在检查服药时对他网开一面。但何锦荣知道，只有出去才能真正脱离险境。
何锦荣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基本上每天都到医院来和医务科的人说理。老人屡次以跳楼和下跪相逼，但放人的请求始终遭到拒绝。医院说，按照精神病院的出院规定，当多名监护人在治疗意见上出现分歧时，医院倾向于听从第一监护人(妻子)的意见。
“我哥哥找了派出所、司法局，甚至托人找到市政府；我十几个朋友来到医院大闹，”何锦荣说，“但是医院仍然坚持第一监护人同意才放人。”
几天后，他妻子提着水果和清远鸡来到医院。何锦荣本想借此机会，求妻子把自己放出去。没想到话不投机，何锦荣再次怒不可遏。
“她带着两个律师来看我。谈了几句，就拿出一份财产委托书，让我签字。委托书上写着，在我住院期间，公司的财产由她代为处理。”何锦荣说，“我当时气得抓起委托书，朝她脸上摔了过去。”
医生护士纷纷行动，把“病情发作”的何锦荣按住，她则转身恨恨地走了。何锦荣说，此后的探访，他妻子都没再进来，只是站在门外与医生说话，而自己生意上的往来，也只能隔着铁门签字盖章。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经济大权，”何锦荣说，“除非把我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