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但却始终抱着一丝逃出去的希望。他整天筹划着，像准备越狱的囚徒——依靠妻子的怜悯显然不可能了，他只有靠自己，但医院对他的监管异常严厉。
何锦荣曾让朋友带来衣服，把自己“调包”出去，但探访时护士的眼睛时刻都盯在他身上。他让哥哥给他带来运动跑鞋，打算趁“放风”的时候越墙逃跑，但“放风”的申请被驳回。他甚至想过让外地的公安以“提堂”为由把他“救”出来，但最终依然前功尽弃。
“我听医院的人讲，只要给14万，就可以在这里包吃包住一辈子，”何锦荣说，“我当时怕极了，担心自己要在这里度过余生了。”
何锦荣渐渐感到了绝望，仿佛和外面的生活断掉了联系。白天鹅宾馆的早茶、云影花园的豪宅，那些从前的享受似乎已变成遥远的往事。
“我不停地鼓励自己，”何锦荣说，“这是一场保护财产和尊严的战争，我不能妥协，不能让步。”
然而现实则令何锦荣难以启齿。每周两次，他和其他病人一起，被拉到公共浴室洗澡，在女护士的监督下脱光衣服。
“这是绝大的侮辱，”何锦荣说，“那些病人都无所谓，但我无法忍受。”
他拒绝再去洗澡，只在洗手间用冷水冲凉。很快，他开始发烧。在一片迷蒙当中，他梦见骨头里充满了泡沫，泡沫中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微笑，继而恐惧摄住了他。
何锦荣说，有不少人对他的遭遇表达了同情。一个离过婚的护士每天来找他聊天，把自家煲的汤带给他喝。几家媒体记者混进来，伸出猎奇的触角。何锦荣一次次地向他们倾诉着经过，但每当人去屋空，他依然感到慌张。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成为别人嘲笑或者同情的对象，”何锦荣说，“所有的人都会这么说：一个被妻儿送进精神病院的××富翁。”
财富之路
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内地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约30万人，其中广东4.6万人，占全国15%。
何锦荣，就是这4.6万人中的一个。
1955年，何锦荣出生在广州番禺。父亲是资本家，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因为出身不好，何锦荣经常受到班里同学的歧视。
那时候，学校里大都是工农子弟，放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朝他扔石头。班上搞“一对红”互帮互助，但却没有女生愿意和他结成一对——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反革命”。
1972年，何锦荣高中毕业。他悲观地发现，进国有工厂的机会都给了出身好的同学，他只分到一个旅馆清洁工的职位。何锦荣至今觉得，那是不公平待遇，虽然他正是靠这份工作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他每天收拾床位，打扫房间。日复一日。有时旅客在房间的痰盂里方便，他还要负责把它们清理干净。
住在旅馆里的大都是生意人，他们的谈吐见识让何锦荣崇拜。有时，一些旅客会给何锦荣一点小钱，让他跑腿买些东西，办点事情。见他聪明伶俐，逢年过节还会送来一袋米、一尾鱼。
“那是我经商的启蒙，”何锦荣说，“也许和父亲的基因有关，我觉得商人是一个时代最聪明的群体。”
一年后，当何锦荣再和那些进入国有工厂的同学交流时，他发现自己明显比他们思维活跃很多。
当时已值文革后期，百废待兴的躁动最先在广东沿海地区出现。在一位旅客的指导下，何锦荣开始做起服装加工生意。他靠着旅馆积累下来的人脉，从纺织品厂买来积存的布料，拿到小作坊加工，然后再把成衣卖给人民供销社。
1974年，何锦荣的大哥偷渡香港。此后家里每月就能收到一笔数目不少的钱。没有人敢公开提及此事，因为偷渡意味着叛逃，但家里的生活却因为源源不断的港币而悄然变化。在信里，大哥向何锦荣描述香港的生活。在一张照片上，他看到大哥穿着牛仔裤，站在维多利亚湾前。
“我当时觉得那里就是天堂。”何锦荣说。
1975和1976年，何锦荣两次尝试偷渡。他趁着涨潮爬上黄埔码头的货轮，但命运之手却把他推了下来。他被一个同伴出卖，送到番禺的一个小岛上劳教数月。
“那人曾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没想到他会那样对待我”，何锦荣说，“从此我对亲密关系都很难信任。”
等何锦荣再次回到旅馆，那些旅客告诉他，邓小平主政的时代来了。他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仿佛一夜之间，他感到自己的机会骤然增多。
和很多敏锐的投机商人一样，他开始干起倒买倒卖的生意。他从香港旅客手中低价收购牛仔裤和T恤衫，卖给大陆人；又从广东、广西的农村收购银元，卖给香港古董商。
利用旅馆络绎不绝的资源，他从不同商贾手中买来电阻丝、铁箍和支架——都是最低价，然后雇人组装成电炉。何锦荣说，当时一个电炉可以赚两块钱，一天能卖十几二十个，而他在旅馆的月工资不过34.5元。
真正赚大钱是从1986年开始的。何锦荣听从一位旅客的建议，投身化工业，代理红棉牌油漆。两年后，他决定离开旅馆，专职经商。他的化工企业越做越大，同时开始涉足食品和储运。繁忙的生意往来，使他经常提着装有六七十万现金的皮包奔走在路上。
当时实行的“双轨制”帮了何锦荣的大忙。他可以利用人脉关系，以内部价买入，再以市场价卖出。
“这里面难免有违法之嫌，但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何锦荣说，“那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新时代。”
家庭危机
何锦荣曾经有过一个恋人。他们感情很好，但是她的家庭传统，觉得何锦荣赚钱的手段不够体面。最终，在他和一个香港人之间，女孩选择了香港人。这给了何锦荣很大的打击。
“女人都是虚荣的，”何锦荣说，“男人挣钱无非就是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
在失恋的日子里，何锦荣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她比他小6岁，对他格外照顾并且专一。她的家里恰巧能提供做服装生意的场地，于是何锦荣务实地和她谈起恋爱来。
共同创业的日子，是何锦荣夫妇最幸福的时光。虽然不时在小事上会有争吵，但他们一起做生意，一起赚钱，在旁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