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用心献给慈父的礼物

二

    父亲虽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过日子的心气儿却很高。70年代初，国力薄弱，深山区的庄户人家大多为填饱肚子发愁，而壮年的父亲时常在房前屋后种下各种蔬菜，并勤于施肥浇水，夏秋两季，菜园和棚架上都挂满了时令蔬果，几乎形成了早期的“立体农业”，因此，尽管大多数人家食不果腹，但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姐兄四人几乎都没有挨饿。除此，父亲还靠日夜不停的劳作和年终的“工分儿”“分红”，及母亲喂猪、卖猪时积攒下的储蓄，托城里的亲戚买下了“燕”牌儿缝纫机和“红旗”牌儿加重自行车，这两样“大件儿”在当时闭塞的深山小村实属“罕见”，以至于每到新年时，街坊四邻看着我和姐兄四人穿着母亲用缝纫机制作的光鲜新衣，都会用羡慕的目光打量着我们全家，那时，我感到自己仿佛是个“贵族”。

    由于父亲勤劳能干，把自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急于脱贫的乡邻把父亲选为了生产队长，母亲也被推举为妇女队长，那时，我可谓是一名“干部子弟”。但父亲“从政”时间不长，原因是尽管他拾捣庄稼是把好手儿，但性情耿直的父亲却缺少对近200名劳动力的组织能力。譬如一次清早，父亲分配马车“把式儿”向县城附近的火车站运送砂石，目的是增加集体收入，但妒忌父亲“提拔”的“车把式儿”讲条件、出难题，率直的父亲不懂得做思想工作，怒吼：“没有鸡蛋还不做发面糕了”！便一把夺过鞭子，亲自赶起三套马车上路，哪想顽烈剽悍的牲口不听使唤，距家仅30华里的路程，却披着满天的星斗回家。着急上火，父亲嗓子哑得几乎不能说话。后来，性急的父亲赌气辞掉了生产队长职务，这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从政”生涯。

    童年时虽清贫，但在父亲这棵家庭大树下遮风挡雨，我和姐兄四人的童年是美好的。

    童年时最盼过年，可以穿新衣、吃猪肉、放鞭炮，也可以得到少许的压岁钱，但更另我迷醉的还是浓浓的溢满山村小院的节日氛围和温馨的亲情聚会。记得70年代初，父亲托人买来 “红旗”牌儿加重自行车时，正赶上腊月年关，父亲便用新买来的自行车，用“捣菜缸”的办法驮着我和姐兄四人到30华里以外的县城购置年货。那天，我和姐兄四人都穿着干净的衣服上路，尽管衣服上大多打着“补丁”，但心情却依然十分快乐。出发时，我先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父亲上车后，哥哥随后蹦起坐在后坐上，父亲把我和哥哥驮到大约六、七华里以外的村庄，把我和哥哥放在地下向前行走，然后原路返回，去接上两个步行的姐姐，等父亲带着两个姐姐追赶上我和哥哥，再放下两个姐姐，带上我和哥哥继续骑车赶路。如此这般六、七次的半“机械化”运动，约莫晌午，我终于见到了儿时传说中的县城。那时的县城很小，灰蒙蒙的大片平房，稀疏夹杂着几栋简易的楼房。县城的大街上，马车与吉普车混行在人流交织的街巷，骡马铃铛与汽车喇叭混响在一起，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路边迎风飘舞的彩旗，我的内心和高音喇叭播放的“样板戏”唱段一样欢快。尽管已到晌午，但父亲却先把我和姐兄四人带到了县城唯一的国营照相馆，看着橱窗中陈列的大幅黑白肖像摄影作品，望着排队等候拍照的人群，我的内心盛满了异样的喜悦和莫名的惊奇。约莫等候了一个小时，随着工作人员的“叫号儿”声响起，在摄影师大声的表情提示和耀眼的闪光灯照耀下，我懵懵懂懂的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幅黑白照片，这也是我40余年来唯一的一张与父亲的合影。那天照完像后，父亲又带着我和姐兄四人，座在了据说是当时县城最为“豪华”的一所饭店，享用了还有些余温的“油饼”，父亲奢侈的为我和姐兄四人每人要了一碗“鸡蛋汤”，而他自己却趴在冰冷的水龙头上，随着喉结的上下耸动，大口地狂饮了一肚子凉水。午后，父亲带着我和姐弟四人，来到了当时的“百货商场”，购置了糖果、散装茶叶和油、盐、酱、醋等“年货”，还为我和哥哥购买了两挂“浏阳河”牌鞭炮及红纸包裹的“二铁角”双响炮。去“新华书店”精心挑选了《白蛇转》、《三打白骨精》、《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戏出儿”年画儿。

    由县城返家时，已是下午四点多的光景，那时，交通不便，所谓的乡间公路，大多是坑凹不平的土路。西出县城，寒冬的旷野刮起了漫天的黄沙，父亲弓着腰，迎着凛冽呼号的北风，继续用“捣菜缸”的办法吃力地驮着我和姐兄四人艰难地返家，迈进家门，已是满天星斗，父亲和我们的鼻孔几乎都塞满了黄沙，而所不同的，只是父亲的脸上被汗水冲刷的道道痕迹，似画工粗糙的京剧脸谱。那天留下的照片，几乎成为我和姐兄四人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精心收藏的记忆珍品，每当看到这张发黄的照片，我的眼里都会噙满泪水。 

    三

    父亲是一个通达和开明的人，没有读过书的父亲思想虽有些传统，但却反对“养儿防老”。父亲是一个极要强的人，主张自食其力，从不愿轻易的给儿女们添麻烦，在他的心里，拉扯儿女长大成人不过是生命历程中一种再寻常不过的普通责任，至于是否用来老来依靠则是另一码事。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我在县城工作的20几年中，曾迁居四次，但记忆中的父亲只是因病留宿过几夜，平时极少惊动儿女，即便偶尔到县城卖药材、购良种，顺路看一看孙子，也大多是中午先在楼下的副食店买上一两个温热的馒头或者豆包，一边吃着上楼，一边是人未进屋，便大声声明着已经吃过了午饭，不用再添麻烦。直到父亲80岁高龄，节俭的父亲仍不肯张嘴向儿女们索要生活费用，给不给，给多少，任凭儿女们自愿。